当全国政协委员报到时，每人都收到了一份禁止吸烟的文件，规定会议及休息区域、各委员驻地的室内区域以及人大常委会规定的区域一律禁止吸烟，不摆放烟缸、火柴等烟具，并增设“禁止吸烟”标识，不得设置烟草广告。今年的两会真的做到了“无烟会议”。

　　当然，控烟仍是今年两会提案议案中的热点话题。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沈进进将提交的“关于在《广告法》中明确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建议”。他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重，以不让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成为吸引消费保持销量的手段为出发点，秉承《公约》要求修订《广告法》，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1月19日是《广告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开征求意见截止的日期。应该说，现在是《广告法》修订的关键时期。笔者在期待中，心中也有隐忧。

　　隐忧之一是担心《广告法》再玩文字游戏。

　　从目前情况看，二次审议稿虽比第一次审议稿严格，但并未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给予全面禁止。为什么？因为控烟专家和烟草专家在为文字博弈。烟草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遵循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广泛禁止”立场，符合我国履行《公约》所承担义务的要求，“全面禁止”则是随意增加我国承担的义务，有损国家利益。而控烟人士反驳，《公约》本身就是要求“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只是我国在翻译时把“全面”译成了“广泛”。

　　“翻译”应该成为决定“全面禁止烟草广告”是否写入《广告法》的根据吗？控烟是全人类的共识，否则也就不会有控制烟草的国际公约。中国已在2003年签署该公约并于2006年正式生效，然而该公约至今没能在中国真正生效。按照约定，早在2009年1月就应该把“黑牙烂肺”等警示图形印在烟包上。在国际控烟大会上，中国曾被授予“脏烟灰缸”奖。我们已经丢脸已经落后很远了，到如今却还在为“全面”和“广泛”浪费时间，仅从这一点就让人觉得《广告法》的控烟决心还不坚定。

　　二审稿中给烟草广告留下了多大的“口子”呢？烟草专卖点的烟草广告未被禁止，烟企的赞助、促销活动未明确禁止，印刷品烟草广告未被禁止，日常用品上的烟草广告未被禁止，各种公开活动中使用烟草制品名称、品牌名称、商标、包装、装潢以及类似内容未被禁止。现在，烟草企业已经喊出了“决战在终端，决胜在终端”的口号，因为这样的“口子”将让我们有机会在全国可能超过540万的烟草专卖点看到张贴或陈列的烟草广告。

　　笔者以为，法律是有滞后性的，但制定法律修订法律应具前瞻性，要列出不可逾越的原则底线。就控烟而言，那就是“全面禁止”！

　　隐忧之二是对“法”与“条例”的力度。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其中第二十五条明确提出，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对此《条例》，社会舆论普遍点赞，并期待它审议通过，从而成为我国史上最严格的“禁烟令”。

　　众所周知，法律效力有等级之分，法律效力有排序之别。在我国，法律是最高级，其次是国务院行政法规，再次是地方行政法规；法律是上位法，行政法规是下位法，下位法要遵从上位法。换句话说，即便被人们点赞的《条例》的送审稿通过了，它也是《广告法》的下位法。

　　尽管《条例》中“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赢得人们的交口称赞，但这一至关重要的内容却未进入《广告法》的修订稿。下位法是“史上最严”的，上位法却是“宽容大度”的。假如《条例》通过了，而“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却未入《广告法》，那么两者就会在法律层面发生冲突，在法律适用时只能以《广告法》为准。

　　目前，已有100多个签约国制定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法，其中44个签约国施行了全面无烟法律。在这些国家中，也曾有烟草利益集团采用各种手段阻挠《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施行。但最终，人们还是选择了健康。

　　《广告法》即将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期待“健康”与“权益”在“立法控烟”的博弈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