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官方的再次直接正式交涉，要等到1870年的日使柳原前光访华。在西方势力深深涉足东亚的新政治格局下，清如何来处理中日关系呢？曾国藩提出：“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越南、琉球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样力主签约的李鸿章也认为日本向来非中国属国，不奉正朔，与朝鲜、越南不同，因此应“羁縻之”，还有与日本联络共御西方列强的想法。翌年，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修好条约》，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这一事实表明，尽管中国仍视日本为小邦，但终于公开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在西方国家带来的外交规则冲击下，（纵然是不情愿地）承认了日本是与中国地位同等的国家实体，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参见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

　　对日本与中国历史关系的判断，表明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务实观点。可是，以知洋务著称的他们并不清楚，日本国内此际已是“征韩论”甚嚣尘上，吉田松荫等还提出了“北割满州，南据台湾”，即将中国、朝鲜视为日本崛起的侵略掠夺对象的战略，最终成为了日本的国策。

　　非但李鸿章寡闻，石晓军在《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描述了彼时清人对日本的认知，颇多好笑的案例。浙江陈其元在1874年写的《日本近事记》中称明治天皇还政是“篡国”，更呼吁“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进逼倭都”，帮助幕府恢复旧制。石晓军指出，陈其元痴人说梦般的狂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对日观念。”

　　接下来的二十余年内，日本一面改革自强，一面在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和介入朝鲜等事件上，处处挑战中国，特别是琉球置县与强迫朝鲜签约，树立霸权之意昭然若揭。但是，清朝方面依旧浑然不知日本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对其处心积虑和实力增长不加在意，主流看法还满足于对“弹丸小国”的盲目轻蔑。在国际交往的实践中，清廷屡有将日本置于比西方列强低等地位的轻侮性做法，空洞的征日说竟也一度甚嚣尘上。到了甲午战前，中方由上至下，主战派群情汹汹，大有灭此朝食、夷平东京的骄狂。结果，这种骄狂很快就被海陆战场的全线惨败证明了是何等的虚妄。

　　在清代，对日本具有确实了解的中国人并非没有。易惠莉提及早在康熙年间，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官员郁永河就在所著《海上纪略》中写道：“日本即古倭夷，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他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社会习俗都有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识，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和著作都只有藉藉无名的命运。清朝注意到日本的第一位清醒者是曾任驻日使馆官员的黄遵宪，他完成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日本国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有价值的日本研究专著，然而，此书的出版却拖到了清被迫割地赔款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

　　甲午战败后，清人对日本的看法一下子发生了重大转变：东瀛岛国一跃成了足为样板的“老师”。殊不知中日两国本质迥异，原不能简单的照猫画虎。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马里乌斯－詹森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份子移民潮”。（《日本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可是，有证据表明，“中国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后来曾任司法院长的同盟会元老居正是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但据说他的日语水平不敢恭维，反不如曾陪伴他在日生活的妻子。（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特意挖苦了这些连日语都不会的中国留日学生们。）留日学生的水准低下原因复杂，但和其庞大人数相比，尤显问题之突出。美国学者任达指出，这种蜂拥留学日本的现象背后，暗示着把日本当做“垫脚石”，“使用后便遭抛弃”的理念，而“这种态度对近代中日关系牵连极大”。他认为中国人从内心深处是“傲慢的和麻木不仁的，说明了并未把日本以其本身资格作为一个国家，或作为一种文化而表示兴趣或适当评价。”中国的这种态度“一直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东渡者虽众，但用戴季陶的话讲，实利主义和自大思想这两大害，使他们不曾“切切实实地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功夫”。他特别提到描写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指出即使是对日本社会黑暗面的观察亦“肤浅而错误”，而中国人对日本社会的“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是很普遍的”。

　　（本文摘自《敛与狂——日本人看不见的日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