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想给立法法修正案提一个建议：像税收法定一样，收费法定的原则也要写入立法法。

　　和法学界朋友交流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激进的想法”：“大家的基本想法是，费，现在还是暂缓吧，先把税规范了。因为费更乱。”

　　持此观点的不只是侯欣一。参与立法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言，把“税收法定”原则写进立法法都很困难，规定“收费法定”就更难了。

　　人们对各式各样的附加费并不陌生，且不得不交。比如，出租车费包含燃油附加费，水价、电价包含公共事业附加费。连一张电影票都包含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不过，不少电影票对此并无标示。

　　《人民日报》曾统计，与公民日常生活相关的附加费达30多种，单是电费里暗藏着的收费估计每年高达270亿元。但明确标明征收期限的仅5项。

　　“像机场的建设费，没法想象，怎么能向乘客收呢？我买的是机票，坐的是飞机，飞机停哪儿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向我收什么机场建设费？这完全是两个法律问题。”侯欣一认为，这笔费用应该向航空公司收取。

　　“这个从法律上怎么解释？我们都不解释，就一收这么多年。”他说。

　　更多的附加费，其依据绝大多数只是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并无法律依据。

　　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近年来都提出议案或提案，剑指附加费。随着今年立法法大修，这一问题再次进入舆论中心。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些费，理论上可分3种情况具体研究，“一部分费要及时转成税”，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税收观念还不强，当时还主要依靠收费的形式。

　　他表示，对于需要转成税的费，一定要借鉴国际经验，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对于不必要的费，应该少收或不收。过去，一些收费还和部门、个人的利益挂钩，即使不挂钩，有些费也不应当收。有些费不多，收了意义不大，有些收费对象是穷人，更加没有意义，“又费劲又给人印象不好，财政那么多，何必收那么一点费？”

　　“如果是最必要收的费，也应该发扬民主，听取大家的意见。”他说。

　　官方对于附加费的清理已有回应。今年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保留的附加费都是有依据的，主要是政府性基金，比如三峡水库库区基金、南水北调工程基金。一些没有依据的已被清理掉了，“至于能不能做新的改进，通过其他的税收来解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去年，财政部公布了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目录。地方政府也在进行该项工作。

　　在侯欣一看来，寄希望于政府完全解决所有的附加费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费已成为一些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侯欣一记得，2014年的两会小组讨论上，一名政协委员直言，现在有多少费、怎么开征的、费用到哪儿去，恐怕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该委员援引一家学术机构的研究结论，称现在的费占政府收入的40%。

　　审计署官网的一则消息能佐证这一点。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审计署组织对18个省的54个县财政性资金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县级财政性收入结构不尽合理，非税收入占比相对较高，约占60.45%，占比超过税收收入。

　　“费的法定，首先规范性要提高。以后，要走各个层级的预算程序来确认，预算程序也是法定的。”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建议。

　　侯欣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立法法里有一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如果把这条细化，也可以作为一个收费法定的法律依据。

　　不过，这名法学教授认为，最理想的状态依然是尽快颁布行政收费法。哪些费是合法的，应该怎么收，怎样公开，这些都应尽快纳入法律轨道。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则透露，目前，他没有看到行政收费法的立法计划。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各方面已实现有法可依，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立法，“遇事找法，不要说遇事没法”。

　　但这部行政收费法，不少法学人士已经期待多时了。

　　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