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关：在梦想中艰难跋涉

　　对多数人来说，创客还是一个陌生的群体。

　　许多传统行业人士对他们不了解、不认可。在他们眼里，创客是一群怪孩子，过着“宅＋疯”的“不正常生活”，做着常人闻所未闻的东西，比如“脑控飞球”“3D打印笔”“变形本”……至于这些东西有什么价值，鲜为人知。

　　全国政协委员左晔说，中国创客还处于发育期，数量规模都较小。据统计，全球创客空间已达数千家，而国内只有70余家。由于国内认知度低，中国创客创业后往往依赖海外市场。柴火空间创始人潘昊说，其直接服务的全球创客约16万，国内只占5%。

　　就是这样一个小众群体，却被寄予厚望，作为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尖兵之一。左晔表示，它有望给中国创新带来三种东西：潜力无穷的产品、致力创新的精神、开放共享的态度。

　　然而，创客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大部分人如果创业，是注定要失败的。目前国内青年初次创业成功率不足10%，而创客们的创业成功率则可能更低。

　　“研究了几年，只剩下一堆‘纪念品’，这很常见。”海南创客联盟发起人何侠说。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道出实情：“我打算每年帮助支持80到100个创客，支持他们的新项目。我清楚地知道，这些项目最后有一大半会失败。”

　　“求速死”是创客生活的常态。接受采访的创客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存活，而是速死；你必须不断试错，在挫败中创新，在‘死’中重生。”

　　环境关：缺的是鼓励创新的体制

　　听说创客“不差钱”。近两年天使投资大热，甚至被称为“钱多速来，见者有份。”清科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去年全年发生766起天使投资案例，总额超5.2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161.4%。

　　创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青睐。股权众筹平台“天使汇”CEO兰宁羽说，近两年投资创客的不断增多，自己正在关注一个“00”后创客团队的低成本模拟飞行器项目。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副会长李竹说，他对一个智能体温项目兴趣浓厚，已进行了投资。

　　尽管如此，“差钱”的创客也不在少数。甚至明明“看得见”的钱，偏偏因为各种障碍拿不到。

　　“创客”一词的中文译者、资深创客张浩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机器人，成本不低，所需的一台工业机器人就要十几万，当地虽然有扶持政策，却往往难起到实质性帮助。以一项设备采购补贴政策为例，今年7月前注册的公司，必须明年7月备案，才能申请后年的资助。张浩说，3年等下来，创客可能早“饿死”了。

　　类似的“卡子”还有不少：申请专利可获补贴，但以个人名义申请专利，必须要当地户口，若以企业名义申请则费用要贵数倍；有的扶持政策必须“海归”才能享受，让本土高校毕业的他非常不解：“创新是平等的，为什么区别对待‘土鳖’和‘海龟’？”

　　“事实上，缺钱的背后，是缺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是缺对好创意的筛选和发现能力。鼓励创客，不是光撒点胡椒面、设个基金、出台个扶持政策就可以的。”全国人大代表刘群说。

　　名利关：急功近利是创客的“天敌”

　　做创客，需要情怀。

　　曾进行过一个创客专题调研的全国政协常委陈德铭，对一个情景印象深刻：在上海静安区一处很简陋的地方，几百个青年创客在埋头搞创造。有的人甚至利用互联网，努力钻研着一些本该由高校资深研究人员才能触碰的项目。这种创新的氛围，一定要保护和继承。

　　创客区别于传统创业者的一大特点是，首先并不追逐利益，而是追求“改变”。代表委员们说，很多人当创客，只是因为“喜欢”，因自己的创造“改变世界”而欣喜。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在孤独寂寞中淡泊名利，“痛并快乐着”。与资金、政策支持相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闯劲和精神，是支撑创客的真正内在动力。

　　代表委员们说，呵护创客情怀要从校园开始。“很多有创意的孩子，经常是学习成绩中等甚至不太好的。”俞敏洪委员说，从小学开始，就要加入创意课程，特别要改变“寻找标准答案”的教学模式，锻炼孩子们的思考能力。

　　鼓励创客，不能急功近利。在谈到百度鼓励创新时，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说，主要做法就是招最优秀的人，给最大的空间，看最后的结果，平时管理中不打卡、穿着随意、上下级关系不明显，这样可以公开平等进行讨论，不断刺激出各种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