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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一件相当吸引眼球的事件，就是国务院决定设立规模达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尚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将成为创投引导基金的直接受益者。

　　设立创投引导基金，可视为国家落实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具体重大举措。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等一系列难题时，创新驱动不失为破解这些问题的一把“特殊钥匙”。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关于这一点没有人有疑问。然而在各地的创新实践中，对于如何实现及保障科技创新、动力从何而来的认识和作法却不尽相同。

　　先从字面来看看“创新”与“驱动”这两个名词的含义：创新，顾名即抛开旧的、创造新的；驱动，本义为驱使推动。显然，人类发展史上从来就不缺乏创新，一部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创新史。我们祖先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训诫。区别之在于每个时期创新的多与少、快与慢。但大凡创新较多、较快时，多有各种外部机制驱动；相反，创新较少、较慢时，机制保障大多缺乏。正是如此，在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创新驱动不仅要鼓励科技自身创新，同时也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坚持“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

　　提创新驱动，就不能不提科技成果转化。一向以来，关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到底有多高，尚无明确的权威发布，但绝不是无人问津。2003年末，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坦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和人士的高度关注。争论的分歧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是不是真的如此之低，而不争的事实是大家都承认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确实相当大，认为造成这一“中梗阻”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鼓励和配套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不够完备，并且大声疾呼我国也要像发达国家一样建立起完备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不仅在理论上争论激烈，现实中科技成果转化的矛盾同样突出。前几年一个省召开科技工作会时透露，全省5年申请专利达11480件，但能真正形成新产品、新工艺的不过600件，转化率为5%多一点。许多科技人士感慨大多科技成果都倒在了“最后一公里”上，乃至“胎死腹中”。一方面科技成果来之不易，而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又成了实验室里的“奢侈品”，政绩工程的“摆设品”，经济发展上的“无用品”。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单方面强调加强科技自身创新，而对体制机制创新却视而不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面对这一现象，常使人感慨现实中有时体制机制的创新，比科技自身创新还要重要。只强调科技创新而忽视体制机制创新，其结果使科技创新成了内无保障、外无动力。

　　同样，谈创新驱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质量效益提高，不可忽略的就是首先要考虑科技创新自身的“投入产出比”。其实，除这次国务院设立400亿元的创投引导基金之外，这些年国家其他有关创新的投入及地方科技创新投入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有关资料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至2013年，全国共设立政府引导基金150只，基金总规模就超过700亿元。加上其他有关科技创新投入，其规模就更加庞大。但投入的资金与科技创新特别是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耦合度却并不高，究其原因就在于重科技成果本身创新的投入与奖励，而轻体制机制创新的鼓励与支持，最终导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益大打折扣。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科技创新也需要进入新常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我国技术创新体系是明确无误的。科学技术是核心，而体制机制是保障。我们必须明白，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可谓唇齿相依，再优秀的科技胚胎，缺乏母胎的保护与给养，“胎死腹中”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