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发表了名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的演讲，不但被传统媒体转载，更是在新媒体上到处流传。

　　多年来，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很早就引起了钱颖一的关注和思考。丰富的求学经历(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执教经验(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清华大学)，让这位经济学家深入了解国内外教育的实际情况，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并积极在一所学院探索教育改革的实践。

　　“中国教育的首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钱颖一说。

　　担任院长8年多来，钱颖一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没有申请过一个研究课题，而是集中精力，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推进教育改革，履行一个院长的职责。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钱颖一说，“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

　　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哪个更难？钱颖一说：“显然，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有两个优势：第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对于理解教育问题非常有帮助。经济学会把复杂问题简化，然后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到共赢的改革路径，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第二，中国经济学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钱颖一认为，世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但是经济学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括为两大类问题：一个是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业和机构；另一个是激励问题，让每个人、企业和机构都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教育关系到两个维度：“人”与“才”。可以用统计学的两个度量概念“均值”和“方差”来分别分析这两个维度中的问题，概括为四大特点。

　　钱颖一说，中国教育在育“才”的维度，即培养知识和技能上的特点，是“高均值、低方差”。均值就是平均水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均值”较高，包括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与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的学生作跨国比较。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流水线式的重复性工作，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生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方差”太小。在统计学上，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与人口数量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和中国人口差不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其杰出出众的人反而比中国多。

　　和“均值”高比起来，“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钱颖一说，这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会变得严重，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阻碍颠覆性创新的产生。

　　中国教育在育“才”维度上的这种“高均值、低方差”，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导致了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抛弃“短期功利主义”

　　钱颖一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

　　这种功利主义有进步意义。功利主义平衡成本收益，讲求实效，注重结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突破旧思想枷锁的时候，功利主义的正面作用很大。但是，功利主义也有局限：一是如果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就会失去长远利益；二是结果并非一切，原则底线有独立价值。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钱颖一不否认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但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称之为的‘短期功利主义’：极为短视，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在经济学里，人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是投入品，是工具，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人还是消费者，所有的投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所以人也是目的。

　　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费，人还有其他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这就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钱颖一断言，中国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更要关注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