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雨露日前在由《环球时报》社主办的“环球聚焦·中国梦想”高峰论坛暨2014环球总评榜颁奖典礼上指出，2015年金融改革已放到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重中之重的位置，在未来“新常态”的10年里，一定要实现中国无金融危机的可持续增长。他认为，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严格治党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无论路径还是目标都非常明确，并非“浩瀚太平洋上一艘迷失的巨轮”。

　　“中等收入陷阱”待跨越

　　目前，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阶段，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直接关系到“中国梦”能否实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中国能否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剩余的5年十分关键。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在这一“新常态”之下，金融改革是诸多改革的良好切入点。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有多大？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Indermit Gill和Homi Kharas对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的长期研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欧美是公认的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除此之外，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飞越。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万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众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深深地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淖久久无法自拔，至今依然在苦苦挣扎而毫无起色。例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呼唤现代金融体系框架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不言自明，实践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因此，我国金融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金融体系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任何形式和程度的金融动荡都是我国经济所不能承受的。要想金融改革的推进平稳有序，通过控制金融开放的度和通过结构调整防范金融风险来维持金融稳定十分必要。

　　金融系统的稳定对减弱危机影响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我们在加快推进金融改革的同时必须始终注意控制对金融开放程度的把握。陈雨露认为，从全局和长远利益看，未来30年中国应把实现没有金融危机的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宏观调控要始终把资产泡沫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治理；发挥会计制度的职能，允许会计制度在社会效益原则下校正泡沫带来的失真。按照国际经验，2016年可能是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最后期限，实行资本项目有限开放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组合是实现货币政策有效性最为合适的选择。要控制金融开放的“度”，在提高名义金融开放度的同时控制实际金融开放度，金融不能开放太快。同时，他还指出，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才能化解潜在的金融不稳定因素。宏观调控政策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要实现技术进步的跨越式发展。

　　陈雨露认为，要想实现“无金融危机的增长”，未来10年内必须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框架。为此，需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在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方法论。第二，新的现代金融体系一定要服务于产业革命的完成。第三，做好“十三五”“十四五”以及10年以后的产业战略安排，明确新常态下金融服务于什么。

　　金融改革正当时

　　关于金融改革的具体措施，今年将会在商业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资本市场股票发行方式的改变、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统一开放的债券市场的建设、无风险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完善这五方面依次展开。

　　在陈雨露看来，存款保险制度推出是利率全面市场化的前提，其对于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项贡献在于将打破长期以来传统体制下刚性兑付观念，从而克服中国金融体系无法真正走向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梗阻”。存款保险制度保障存款人权益、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是确保了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一大基石。

　　来自证监会的信息表明，尽管证监会明确2015年将出台注册制改革方案，但未来我国更可能走一条核准制和注册制相结合的“中间型”发展道路。即证监会层面将实行形式审核，企业发行股票进行充分的预披露即可；而申请在交易所上市发行股票的企业，由交易所进行实质性审核。

　　自引入跨境人民币结算以来，人民币的使用日益普及。横向看来，人民币的使用已经扩展到香港、新加坡、欧洲、美洲等地；纵向来看，人民币正在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并在现有的离岸中心深化人民币的渗透度。近年人民币国际化可谓硕果累累，但资本项目管制仍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瓶颈”。

　　专家认为，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下降，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已凝聚了一定共识，可以说，在成功推行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等重大金融改革后，与人民币国际化密切相关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成为未来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和结构矛盾十分突出，在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问题上，必须根据国情，抓住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有利时间窗口，循序渐进，审慎推进，以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活力与创新，同时切实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2014年10月28日，财政部正式公布了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规定：“2015年12月31日前，对符合条件的在建项目后续融资，政府债券资金不能满足的，允许地方政府按照原渠道融资，推进项目建设。2015年12月31日之后只能通过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政府债务。”上述内容表明，地方融资平台债券仅剩下一年的发行窗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复杂性，表现为金融风险，其背后往往是财政风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张碧琼认为，城投债把企业和政府绑在一起，企业利用政府信用融资圈钱，形成了大量的不良政府债，造成财政和金融管理职能混乱，结束城投债将进一步划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重新建立政府信用。

　　陈雨露表示，上述改*革指向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非常核心的目标，即未来10年要实现中国“无金融危机的可持续增长”。“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非常低的目标，但这中间的内涵要求极高。”从历史上看，所有实现崛起的国家都经历过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洗礼，“跨过去的国家实现了崛起，没有跨过的后来又沦为了二流、三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