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江苏、浙江、河北、江西等多地曝出路灯腐败案，涉及市政管理、建设部门以及乡镇村委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逾30人。

　　记者调查发现，本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路灯管理部门近年来贪腐案频发，案值动辄数百万元。如杭州市电力局路灯管理所原会计徐玥明，一人就贪污路灯电费588万元；湖北荆门市城区路灯管理局原局长沈忠斌、副局长张孝军两人“联手”贪污受贿550多万元。

　　“小小路灯的背后，往往是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巨额投入。”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大中城市上十万盏路灯的日常改造维护、电费支出、广告承租等方面都是巨额收支，从设计招标到验收维护，每个环节几乎都得花钱疏通。而动辄上亿元的豪华路灯亮起来的同时，往往倒下一批“小官巨贪”。

　　一个村委会被“一锅端”

　　江苏苏州相城、昆山两地检察机关官方微博近日先后发布消息，对相城区、昆山市的两个路灯管理所3名负责人立案侦查；杭州市电力局原路灯管理所工程科科长吴水灵受贿案近期也在浙江杭州江干区法院一审。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各地城市争相开展“亮化工程”，投资过亿元的奢华城市路灯建设项目在各地很常见。同时，各地乡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开展“点亮工程”，虽然投资额相对不高，却也串案、窝案类“蛀虫”滋生，往往“路灯建起来，干部倒下去”。

　　河北怀来县东庄子村2012年安装太阳能路灯，5名村干部共从中收受路灯承包商的贿赂15万多元，村委会成员几乎被“一锅端”。唐山市丰润区两个村安装195盏太阳能路灯，每盏路灯开票价5900元，实际价格4500元，其中20多万元差价被两个村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瓜分。

　　差价谋利成业内“公开秘密”

　　路灯照明工程在照明亮度、覆盖面积、节能要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专业技术要求，原材料使用量大，但规格质量千差万别，因此很多路灯项目从最初设计到日常维护，都容易滋生各类“蛀虫”。

　　利用材料质量差异，抬高供货成本获取差价谋利成为行业内的“公开秘密”。湖北荆门市城区路灯管理局沈忠斌、张孝军两人采取注册空壳公司，制造虚假供货合同抬高货款价格，4年间共侵占货款差价近500万元，其中最大一单就套取现金高达230万元。

　　路灯系统除路面的灯具、灯杆、配电箱外，还有埋在地下的线缆、日常使用中高额的电费开支，相关管理人员都能从中找到“做手脚”的空间。承担杭州市城区超过15万盏路灯维护管理的杭州电力局路灯管理所，每月仅电费开支就高达700万元至900万元。原会计徐玥明从2007年至2013年，采取篡改银行对账单等方式，虚增电费累计侵吞588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和投资。徐玥明供述，单位每月电费单据数百张，除会计一人外没人按张核对单证，虚增电费从账面上也看不出来。

　　此外，还有招标、付款中的层层卡要。一家企业在河南新乡市平原新区中标的道路亮化工程竣工后，业主单位平原新区规划建设局却推脱竣工验收，上千万元工程款无法结算。企业负责人2013年底向该局副局长张义龙行贿10万元后，工程随即得以验收。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路灯灯泡、灯罩等灯具属于易耗品，使用中出现损坏很常见，维护过程中灯具坏了多少、需要补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

　　政绩工程造就“天价路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说，各地争相建设豪华路灯，频繁大范围更换路灯，路灯价格“注水”严重等乱象，背后是地方官员政绩工程和利益均沾的心态作祟，不仅导致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也暗藏巨大的利益输送空间。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由财政投资建设的天价路灯、豪华路灯，在多地新城区、景观区频繁出现。江苏镇江中山路改造中上百盏路灯，平均单价高达4.5万元；云南昆明市曾采取BT模式投资4845万元在环湖东路15公里路段上铺设路灯，平均每套路灯投入4.8万元；安徽灵璧县，长达8公里的景观大道两侧共有3排路灯，采用唐代宫灯样式的路灯每隔30米一盏，合计近千盏，一年就要“亮”掉约300万元电费。

　　此外，还有不少地区对投入使用不久的路灯，以节能改造、市容提升等名义大范围拆除重建。如成都市新都区曾将多条道路的玉兰灯，更换为中华灯，且都属于同一家企业的专利产品，部分拆换的LED节能路灯使用不到1年。

　　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遏制路灯行业腐败高发乱象，应着重减少路灯工程建设的随意性，从厉行节约、注重实用出发，严格控制路灯工程预算；对于投资较大的路灯工程，以及涉及工程项目的公务人员，纪委监察部门和审计等监督应提前介入，在工程事中和事后加强审计；对于工程方案、投资预算、施工单位、电费使用、维护成本等都要做到信息公开，以加强社会监督。（据新华网 文／李劲峰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