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三边

　　2015年1月4日，15时50分，协和医院ICU病房，仪器上的曲线变成了一条直线……

　　他走了，在与病魔和死神抗争了3年之后，安详地走了。但是他并未走远，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的眼前……他，就是尊敬的何振梁先生。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比现在略胖，有人说我的脸型眉眼颇似何老，甚至何老的夫人梁老师也说我长得像何老的弟弟。其实，我比何老的儿子只大两岁，应该算是子侄辈。

　　何老早年上的是教会学校。上世纪50年代由团中央调入体委，应该算是入了“武行”，但他却是因体育之外的工作成绩受到大家尊敬与肯定的，应该算是“武不如文”吧。

　　结缘何老，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民航巴黎办事处工作，何老当时正在为申办2000年奥运会奔波于世界各地。一次，因为飞机延误，何老无法衔接下一个航班，我就把他作为客人接到机组驻地休息。驻地有一个新建的网球场，却没人会打网球。好动的我想到这位旅客是体委的，可能会打网球，兴许还能教教我。当时，我忽略了时差和旅途疲劳客人需要休息的问题，非常冒失地敲了门。何老没有一点儿某些领导对下属、晚辈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温和地回答：“很遗憾，我没有运动鞋，如果有鞋可以下球场。”年少轻狂的我毫不迟疑地找来球鞋，就这样把体委副主任“绑架”到了球场。何老不顾疲劳，从网球规则，计分方法以及基本的技术动作，一一耐心地讲解传授。虽然我的网球水平至今还达不到专业水平，但我的启蒙教练是国家体委副主任，起点是无人企及的。

　　在中国，在世界，何振梁的名字是和推广奥运精神、中国申办奥运会和中国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密不可分的。两次申办虽然结果不同，但何振梁代表中国在申办表决大会上的出色表现，征服了世界上所有关心奥运的人们。“中国奥运之父”“伟大的奥林匹克人”——何老是当之无愧、实至名归的。

　　但是，在我们回顾失败的遗憾和享受胜利的喜悦时，很多人不清楚，为了最后的成功，在申办表决的前几年，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奔走于世界五大洲，旅行箱里除了申办材料外，还有夫人梁老师提前准备的救命药；很多人不清楚，为了最后申办的成功，他想方设法，调动一切资源，默默做过的努力。2000年底，何老路过巴黎，专门让我陪他去看望一位“老朋友”——突尼斯原总理姆扎里。姆扎里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由于国内政局变化，正避难法国。因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是终身制的，所以2008年的申办表决，他也有一票。突尼斯政局的变化让不少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他在奥运会的相关活动上也备受冷落。在这种情形下，何老不去看望他绝无任何不妥，而主动去看望也许还担着风险。之所以这样做，缘于何老对申办奥运会的全心全意，而无半点私心杂念；缘于何老对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情谊，而不论对方得势，还是失势。当我们和姆扎里见面时，我在对方的眼神中读出了由衷的感激之情，读出了人在落难时对友情的渴望。同时，我也确定，他的一票肯定投给中国北京。

　　我在巴黎工作时，时常会接到何老或何老秘书的电话，希望对那些路过巴黎，但语言交流有困难的运动员给予帮助。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退役，已不在何老的管辖范围之内了，但那份长辈对晚辈的关怀，那种真诚助人的意愿并没有改变，使我由衷地感到，如果碰上这样的领导，真是一生的幸运。

　　接触过何老的人都说，何振梁是个身居高位，功绩卓著，却总是温文尔雅的人。我以为，只有集优秀品质、良好修养于一身的人，才能做到何老这样。一次，在与何老的夫人闲聊时，我说之所以与何老有缘多年交往，是源于何老的平易近人。设想某些稍有地位的人听闻此言，也许会沾沾自喜、一笑而过，但何老听见后，小声而正色地对我说：“我就是人，为什么说‘平易近人’？”此话令我犹如醍醐灌顶，至今想起仍振聋发聩。

　　对何老的外语水平和人文修养我是深有体会的。一次，我陪何老和另外两位中国奥委会委员参观巴黎的奥赛博物馆，在一幅画作前，我把一个法国地名念错了，其他人不懂法语没反应，可何老马上小声纠正了我的错误，若没有深厚的法语功底和对法国地理的熟悉是绝对做不到的。

　　作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到世界各地出差，理所当然应下榻星级酒店，但何老几次都住在我们驻地连二星级都够不上的客房。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为奥运会申办奔忙操劳，除了不追求物质享受之外，唯一的解释只有“人品”二字。没有摆谱儿的官架子，只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更无那些贪官的腐败恶行。还有一个何老为人廉洁的佐证：“盐湖城”丑闻曝光后，何老的档案是一张白纸，被评价为“不可收买之人”，得到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和现任主席巴赫的盛赞。

　　在我的眼中，何老是一位慈爱智慧的长者；是一位儒雅谦和的学者；是一位有良知、有傲骨，坦荡伟岸的君子。他高风亮节、光明磊落……

　　在国际奥委会，人们称他“圣人振梁”。高山仰止，何老永远活在我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国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