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4日，国际奥委会原委员、中国资深体育工作者何振梁因病去世，享年85岁。何振梁是中国杰出的体育外交家，也是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亲历了我国从申奥失败再到成功的整个过程。有人称他为“中国申奥之父”，但他自己更喜欢的称谓是“中国最年长的奥运志愿者”。

　　“阴差阳错”走进体坛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体育事业的何振梁，最初对于组织安排他到国家体委工作，“很不情愿”。多年之后，何振梁用“阴差阳错”来形容自己走上体育之路的原因。1950年，21岁的何振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由于大量外事活动需要翻译，共青团中央到上海选调外语干部，何振梁被相中。就这样，他从上海到了北京。

　　1952年7月的一天，何振梁临时接到出国通知，要他作为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在此之前，他还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3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内部反华势力阻挠，一部分委员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经过艰难斗争，直到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下午，中国才收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连夜赶往芬兰。由于时间仓促，大部分运动员都未赶上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泳预赛，可惜遭到淘汰。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也是何振梁个人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在运动场上参加新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第一次看美、苏两个阵营的篮球决赛；第一次在工作中交替使用他当时精通的法语、不熟练的俄语和英语给人做翻译。当时的何振梁未曾料到，此次芬兰之行竟成为后来他一生结缘体育事业的开始。

　　1955年，何振梁被当时主持体育工作的贺龙副总理亲自“点将”从二机部调入国家体委。这个消息让何振梁十分沮丧：“当时我有一个很狭隘的观念：只有在工农生产的第一线才是为国家实实在在作贡献。尽管我不在生产第一线，但至少也是在工业部门。让我到一个只有蹦啊跳啊的部门，我的确不太愿意。那时我刚入党不久，讲服从组织命令，我不得不勉强地来到国家体委。”就这样，何振梁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次申奥哭与不哭

　　2001年7月13日晚，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新闻中心的大屏幕久久定格在一个动人的场面上：何振梁眼含热泪，与排着队上前祝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逐个握手、拥抱，当来自中华台北的委员吴经国含着泪水走过来与何振梁拥抱，并说“中国人最高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时，何振梁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年逾七旬的何振梁想的是：“北京拿到了奥运会举办权，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何振梁身心付出巨大，为申奥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何振梁自从1981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以后，一直在为北京申办奥运会这个目标积聚力量，积累经验。

　　他经历了多次表决确定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地点的全过程，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各个申办城市的文字资料，了解和观察各个申办城市拉票的做法，以及投票过程中各种势力、派别错综复杂的关系。

　　为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何振梁曾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飞遍五大洲，遍访拥有投票权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飞行总里程超过60万公里，可以绕行地球10多圈。有一次，机场的工作人员都诧异地问：“你不是昨天才回国的吗，怎么今天又出国了？”

　　然而，1993年9月，蒙特卡洛，两票之差使北京第一次与奥运会失之交臂。许多人至今仍记得那个令人酸楚的场面：当萨马兰奇宣布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是悉尼而不是北京时，何振梁虽然心痛无比，但他没有流泪，第一个走上前与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握手祝贺。 “面对的是全世界的镜头，我对自己说，败要败得光明磊落，不要丧失我们的志气”。

　　教会萨马兰奇说“北京”

　　时隔5年，北京再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消息传出，已经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梁主动请缨，以70岁的高龄成为北京奥申委的顾问。

　　何振梁说：“申办奥运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一定会尽全力的。”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20多万字的《申办报告》，他是英、法文审定者之一，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为了让外国朋友更多地了解北京和中国，他拖着年迈之躯奔波于世界各地。

　　何振梁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好，但申奥前夕忙得连看病的时间也挤不出来。自称“北京奥申委最年长的志愿者”的他说：“我对自己说，小车不倒只管推。”

　　在国际奥委会工作期间，何振梁与萨马兰奇并肩作战，他还教会了萨翁用中文念“北京”两个字。

　　何振梁在申奥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会场中，萨马兰奇派他的秘书来问我‘北京’两字如何准确发音。北京的外文拼音是Beijing，但根据西班牙语的发音习惯，j的发音一般是h，则很可能把北京说成北‘兴’。为此，我根据西班牙语的发音习惯，为萨马兰奇把北京的拼音写成是Beidjing，使他能准确发出北京的拼音。”后来，大家都听到了，萨马兰奇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字正腔圆地念出了“北京”两个字。

　　“我是不可收买的人”

　　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指责何振梁把票投给了韩国人金云龙，并影射其中可能有贿金因素。对此，时年近80岁的何振梁做了公开回应，坦言自己“不可收买”。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作者写道：“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指何振梁）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他明明知道这么做对北京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

　　而何振梁则回应称：“一个退下来的、身体有病的人，为什么还要参加‘申奥’？无非是希望多为国家做点事情。书里暗示我为了蝇头小利去投金云龙的票，别忘了我早就是国际奥委会里公认的‘不可收买的人’。我都是快80岁的人了，那个钱对我有何意义？一个一辈子都为国家的人，怎么会做那种事情呢？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

　　奥林匹克运动的守护者

　　2013年11月，德国人巴赫在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后首次访问中国，尽管他在北京逗留时间不足48小时，但仍挤出时间到医院专程探望何振梁。

　　“他俩的友谊、交情、理想志同道合，让每个人都真心佩服！”长期担任何振梁助手的王奇介绍说，从上世纪80年代起，每逢12月29日，巴赫与何振梁都会互赠生日礼物，这成为两人间一个温馨的习惯。

　　不止是巴赫，何振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孜孜追求和正直的人品，为他在整个国际奥林匹克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曾3次以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执委直到副主席便是明证。

　　不少委员对何振梁的评价是，人品端正、处事公道，没有那么多的官僚之气，但同时是个有见地、不随声附和而有能力的人。

　　1999年初，美国盐湖城申办贿赂丑闻被曝光，引发了国际奥委会历史上最严峻的信任危机。

　　希腊委员尼古拉乌面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你们指责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为什么不报道像中国的何振梁那样的委员呢？”

　　说这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何振梁访问希腊时，希腊要为他报销飞机票，他说：“我是顺路来的，机票已经由国际奥委会支付了。”何振梁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声誉，也维护了奥林匹克和中国的尊严和声誉。

　　2009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总部前面的大草坪上搞了一个盛大晚会，饯别何振梁。

　　罗格在纪念册上的留言是“谨以此画册，向我十分尊重的同事和朋友振梁为国际奥委会和他的国家所完成的重要业绩，表示敬意和感谢”；萨马兰奇则称何振梁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以你的激情和经验，为你的国家和奥林匹克运动服务”。

　　这无疑是对何振梁最中肯、最真诚的评价。

　　（据新华网等）

　　缅怀

　　惊闻前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去世，很难过。我有幸在北京的两次申奥中与他相识，感受到他强烈的责任感与人格魅力。印象最深的是在1993年申奥失败后回国的飞机上，一脸憔悴的他对每个人说“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而我们都知道他为申奥的付出，那几乎是他一生的使命。

　　——杨澜

　　难忘雅典奥运何老为我颁奖，我没哭何老哭了。

　　——刘翔

　　看到我语言不通，他一直耐心地鼓励我、帮助我，告诉我学习外语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何老说“任何事情，从现在开始做都不晚”，这句话让我再次鼓起了勇气面对挑战，至今仍让我受益匪浅。

　　——邓亚萍

　　何振梁是老领导、是师长、是兄长、更是好友。他没有官架子，事业心和责任心却极强，对下属的要求也严格。

　　——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