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盐是一个长期被垄断经营对象，汉、唐都曾把垄断盐利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盐商绝对的垄断经营权，是明清时期才有的事。

　　明初，因为北方边境大量囤兵以防御蒙古势力，所以朝廷规定盐商必须先纳粮到边塞，然后由官府视纳粮的多少颁发“盐引”，商人拿到盐引后才可以到盐场领盐行销，这种制度叫做“开中法”。到了明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出现了盐引卖不动的局面。

　　万历四十五年（1617），负责整顿盐政的袁世振开始推行“纲法”来消化积压的盐引。他把商人手中的旧引分为十纲，编成册子。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为了避免新的竞争，便于管理，商人的数量受到了严格控制。每年发行新引时，都以纲册原载的商人与引数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加入。这样一来，那些册上有名的商人（所谓“纲商”）就得到了政府特许的垄断经营权，而且这种权利是可以世袭的。

　　清初沿袭了明代的盐法。盐商运销食盐，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贩往指定的行盐区销售。除垄断经营权之外，朝廷还给盐商以很多其他优惠条件。如允许他们“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数）以及“借帑”（即从国库里借钱营运）。有了这样的保证，盐商可以坐收暴利。

　　自清以来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盐商多聚集于此。盐业的兴盛带动、促进了扬州城市的发展，盐业的衰落，扬州城也随之而中衰。成也盐业，衰也盐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说起扬州的盐商，大家的第一印象便是“奢豪”。《清代野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便透露出了扬州盐商奢豪生活的冰山一角。据《清代野记》记载，乾隆间，皇帝南巡至扬州，当时扬州盐商纲总姓江，乾隆帝南巡一切供应皆由江承办。一日乾隆帝游览大虹园，至一处，对左右说：“此处颇似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喇嘛塔耳。”那位江纲总听说后，立即以重金贿赂乾隆帝的亲信，拿到了喇嘛塔的图纸。然后按图索骥，召集工匠，一夜造成了喇嘛塔。次日乾隆帝再次临幸大虹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继而得知真相后，乾隆帝叹道：“盐商之财力伟哉！”

　　盐商之所以能够豪奢，在于他们手握官方的垄断经营权，可以牟取暴利。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垄断经济概莫能外。但也正因为如此，朝廷和官府可以对盐商肆意课税、盘剥，在各种环节上捞取好处。这一点，任何官商勾结的垄断经济同样概莫能外。据了解，乾隆时候，每引盐所需要缴纳的杂税有白银12两，后来就变成了14两，国家需要的钱越来越多，盐商的负担就重。当然，这部分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就是盐价高涨，曾有统计说，当年一名船工，买盐的支出能占到其收入的20%-40%，可见盐价之高。在垄断经济中，最终为高成本买单往往都是基层的百姓，这一点，古今中外仍然概莫能外。

　　这种畸形的官方垄断经济模式，其带来往往是市场的僵化或者混乱；而建立在这种垄断体制上的盐商，一旦垄断被打破，他们的财富便会轰然倒塌、灰飞烟灭。在清代，由于垄断之下盐价高涨，直接导致了私盐横行，官盐严重滞销。在这种情况下，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议将淮北引盐改为票盐，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经营，打破了垄断的壁垒。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盐法渐渐向福建、两浙、长芦等盐区推进。纲法改为票法，从根本上取消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此后盐商的风光不再，没落已成定局。

　　当然，也有人认为盐商也并非一无是处。客观上说，他们的奢豪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一座城市消费行业的发达程度。这一点，即便是帝制时代的乾隆也是认可的。据记载，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上书，指责盐商们生活奢侈，望皇上让他们崇尚节俭。孰料乾隆帝批示说：“此可不必。商人奢用，亦养无数游手好闲之人。皆令其敦俭，彼徒自封耳。此见甚鄙迂。”这就是说，乾隆帝认为，富商们奢侈还养活了一批人，能增加就业。不过细细想来，这种建立在畸形的垄断经营模式上的所谓消费刺激，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