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来说，税收要解决政府履行职能“钱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后边，当然跟着的是“用到哪里去”。在现代文明的语境里，现代社会任何经济体的官方，都会认可税收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虽然任何主体都不否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但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就可以相对顺利地把这个理念和实际对接。

　　第一，“取之于民”时会发生“税收痛苦”，如何降低这种痛苦，关联税制的结构状态。在税收的征收环节，它一定表现为一种利益让渡。纳税人是企业也好，是自然人也好，这种利益让渡带来的是在征缴环节上发生的感受具有“税收痛苦”。从税收产生的利益让渡来说，带着的是一个很流行的比喻——税收是一种“拔鹅毛”的艺术。公权体系行使征税权是带有强制性的，“拔鹅毛”的时候水平较高、艺术上值得称道的境界叫做“既把鹅毛拔下来，又让鹅不叫唤，至少要让鹅少叫唤”。由此可观察：税收原则体现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在“税收痛苦”这个概念上，中国社会现在无可回避，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来讨论它。为促进社会和谐，需要优化处理这个“税收痛苦”问题，比如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体结构。学术分析可以证明，在宏观税负既定的假设条件下，社会成员总体的税收痛苦程度，会与间接税的比重成正比，而与直接税的比重成反比。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税制改革必须顺应这一原理和回应公众诉求来优化税制结构。

　　第二，“用之于民”时的支出不是与“取之于民”时的收入一一对应。纳税人在缴税的时候也会反复听到“取之于民”是“用之于民”的理念宣传，以表明“取”后是“用”于满足人民群众、纳税人利益的，这个大循环在具体的对应性上却必须说清楚：“取”之收入点（人）与“用”之支出点（人）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因为税收除了有给政府筹集收入、履行服务公众管理社会职能的作用之外，它还必须伴随另外一种职能，而且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推崇的管理职能，就是要合理地行使收入调节功能，发挥再分配的作用。这里面尤其是直接税会明显成为再分配的政策工具，所以税收制度就必然要在其优化设计和运作里面考虑“抽肥补瘦”。

　　第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也必然有其运行成本。原理上说不可能为零成本，但是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才能最好地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宗旨和原则。税收这个体系里边的具体成本，学术上可分成征管成本和遵从成本，涉及“收”与“付”的双方。怎样使之最小化？如果从征管成本来说，实际上涉及我们整个公权体系的综合成本，并不只是税收部门自己的一个运行成本问题。如果税收部门后边整个公权体系是高效率的，它就不必多征税来维持后边整个庞大体系的运行，反之则多征税必不可免，实在征不上来就会更多挤占民生净支出部分。所以这个广义的税收征管成本联通行政成本，不只是税务部门的事，涉及一大套行政的和公权的架构。由此可知，在中国要使税的征管成本、行政成本、综合成本最小化，政府的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的机构改革是当然的命题。

　　第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制度建设必须全面法治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总体来说应形成规范的公共选择，它关键的制度因素是什么？是十八大以后明确认可的“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是整个公权体系以其合法性使税收健康运转的最关键的制度。从税收法定的观念与实践起源看，必须承认是从英格兰的“无代表不纳税”这个表述开始的。我们现在有没有公众的代表？有，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就是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但是它的作用怎么样？这又是一个真问题。现阶段人大在立法方面比如说加快房地产税立法上，能不能够适应客观需要，作出应有的立法作为？人大的代表怎么能够真正地代表我们广大的公众、代表他的选民？怎么样能够真正地使公众的声音和诉求得到一些理性的过滤以后，充分进入立法过程？这都是有距离、有挑战性的。

　　第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绩效追求。这些年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人民大众纳税人意识在不断上升，以及他们对政府征税、用税的公开透明和绩效的必然要求。其实，近年来政府在“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透明度上作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积极努力，但达到的公开透明和绩效水平仍显滞后，这方面理念和现实的差距也较明显。如果说政府牵头、全民参与的这样一个制度建设过程，不能在透明和绩效方面有让公众日趋认可的进步，而一味要求公众诚信纳税，形成一种文化氛围，那么这样一种诚信纳税文化的培育，其实是缺乏对应因素的。上述两方面必然相辅相成、必须共同推进，这也是我们缩小理念与现实差距、通过努力才能够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