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1月21日宣布，就跨年夜踩踏事故问责黄浦区书记、区长等11名官员。如此的问责力度够不够呢？

　　客观地说，出了这样严重的踩踏悲剧，上海市的问责决定出得越快，追责的官员级别越高，越能受到舆论的欢迎。

　　需要承认，今天中国的舆论还是“蛮厉害”的，它早已成为中国各地决定如何处理公共事件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然而问责这件事，首要依据还应当是相关法律和制度，舆论的意见应是参考性的。舆论往往能较准确地表达公众意见的方向，但它并不提供度的标尺。不理睬舆论和被舆论牵着鼻子走，都不应当提倡。

　　中国已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官员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予以处分”。对什么叫“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舆论显然有分歧。中国恐怕要经过一个个案例的积累，逐渐形成“惯例”和围绕它的共识。如果国家能够就此形成更清晰的明文解释，就更好了。

　　迄今为止的解释就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3条的内容。从实践看，2004年北京密云官方组织的活动中发生恶性踩踏事故，死37人，事后密云县书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长引咎辞职。上海静安区2010年发生致58人死亡的居民楼火灾，静安区区长丢官，书记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有人据此认为，上海黄浦区这次踩踏发生在群众自发的活动中，因而把“直接负责”的官员限定在黄浦区正职领导者的级别上，是恰当的。

　　由于黄浦区书记区长等人参加了事发当日有违规定的聚餐，对他们双双追责更显得顺理成章。

　　中国官员因事故被追责有上达正省级的例子，比如北京2003年非典和山西2008年重大煤矿事故都追查了省级领导，但那两次的情况与北京密云和上海黄浦踩踏事故都有所不同。北京非典显然是当时北京市公共安全的全局性失误，山西的事情则属于“屡禁屡犯”。

　　然而这些追责的案例并没有在舆论层面形成权威的联系，官方没有明说，舆论朝这个方向的解读也很少。在舆论场上，每当出事时总有更激烈的追责主张出现，而且常能得到一些支持。

　　追责规则在操作层面的清晰化需要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悬念越少越好。由于官方的整体公信力尚有不少问题，舆论倾向于欢迎更高级别的官员承担责任。只有更明确的规则才能有效指导各地官方，使它们面对重大事故时更及时发出相关表态，如道歉等。这也才能更准确引导公众的期待，并让社会的注意力不总是集中在追责这一个焦点上，而是同时关注如何才能全面汲取共同的教训。

　　从北京密云到上海黄浦，中国从官到民不能说没有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可以断言未来不会再出这样的悲剧吗？大概很多人都会有点儿犹豫。去解决让我们犹豫的那些原因，追责是其中之一，但它肯定不是我们所担心的全部。（《环球时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