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档案

　　1945年5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经历：

　　196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1981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9－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任副所长

　　1994－2007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

　　专长于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是国内外著名的地区合作问题专家。

　　主要成就：

　　1992年，他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从1999年开始，他担任过东亚展望小组成员、中国东盟合作官方专家组成员、"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可行性研究专家组（CEPEA）成员。

　　张蕴岭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英国哲学家培根写过‘论人生’，他说，灰心生失望，失望生动摇，动摇生失败，人是靠信心生活着。”

　　1978年，是改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第一所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了。由于还来不及建校舍，作为第一批进入该研究院读书的学生，张蕴岭和他的同学们不得不“居无定所、学无定室”。但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也铸造成了勇于探索创新的学术精神，这些都成为他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生命的力量

　　张蕴岭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语专业，大学毕业后正逢“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分配下乡劳动，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经济日渐衰退，人民生活的疾苦。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张蕴岭心急如焚，一心想为中国做些事情，因此他大量阅读经济类书籍，希望能够为改变中国的状况添砖加瓦。

　　刚开始，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北京师范大学借租教室，大家就在“木板房”（图书馆）里刻苦读书一直到深夜图书馆关闭才离开。张蕴岭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最前沿的经济理念，大量阅读经济学原著，就某些专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并且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收获巨大。由于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匮乏，白天大量学习消耗能量，到夜里的时候经常饥肠辘辘，饥饿在张蕴岭脑海中印象颇深，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个中国飞虎队员王延周的报道曾让张蕴岭良久思考。

　　王延周是一位抗日老兵，1943年被选送飞虎队，到美国接受培训，回来后参加抗日，曾击落日军飞机5架，1946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不得不降落在解放军阵地，随即成为解放军飞行员，参加过新中国开国大典飞行编队，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曾击落美机2架，战后入解放军航校当教官。

　　张蕴岭在自己的博客里写到：“就是这样一位功臣，1957年因诬告挨整下狱，被迫与妻子离婚，失去公职，变得一无所有，出狱后只好回山东老家务农，1984年他得到彻底平反，享受了离休待遇。到了2005年，他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这一年，他50多年前申请加入共产党的夙愿得以实现，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反法西斯60周年大会，受到领导人的接见，还拿到了国家发给抗战老兵的一次性补贴人民币3000元。”

　　张蕴岭猜想，一定有着支撑他顽强与乐观人生的内在力量，这也许就是人的生命力量本身。“王延周活到92岁高龄才辞世，足显生命力量的顽强。”

　　张蕴岭的思考却不仅仅停留于此，他说：“当然，这里我只是从人生本身的角度来思议的，并没有涉及到人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毫无疑问，社会（通过政权、制度、法律）应该为人的生存和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和尽可能好的环境，这既是人本应获得的基本权利，也是社会的责任和必须要做到的。王延周受到那样的折磨，显然是社会的问题，至于他本人不究，那是他自己的人生处世方略，这并不能掩盖社会本身的问题，这件事是足可以令当政者深刻反省和引以为戒的。”

　　推动中国政府加入APEC

　　1985年，张蕴岭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做访问学者。刚刚经历过苦难的年代，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张蕴岭在美国期间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经常在图书馆夜里零点关门之后才休息。

　　在国外的交流经历，使张蕴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关注跨国公司的研究，并且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世界经济中相互依赖关系的学者。1989年，他创办了第一个研究APEC的中心，并且为中国政府加入APEC四处奔波，组织相关人员参加APEC研究会议，最终，中国政府于1990年加入APEC组织。

　　张蕴岭研究的重点是区域经济，对亚太经济也颇有研究，先后多次担任“东亚展望小组”成员，为亚太合作出谋划策；2001年还担任了中国东盟合作官方专家组成员，参加构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框架。在中日关系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张蕴岭又成为了中日友好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为中日关系的“融冰”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同时，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能够更多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奉献力量，这也圆了他年轻时改变中国的梦想。2008年3月，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在会上他提了三条建议，“必须加大社保基金的筹资力度”“要更加重视办好教育”“应对价格上涨应有大举措”。

　　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1994-2007年，张蕴岭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并于1995-2001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他在多年的对外交流中结识了许多国外经济学者，在担任行政职务时，他充分整合这些资源，为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和国外研究机构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虽然张蕴岭在担任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最让他得意的还是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尽管行政岗位任务繁冗琐碎，但是他不顾劳累，对进入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学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为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研究生们拟定了一份科学的、系统的培养方案。学生从进入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导师就拟定出具体的培养计划表，选定研究论文的方向和题目，经过一年专业课学习后，研究生们就可以参与导师的研究项目，参加实习和课题研究，并且在第三年安排他们出国交流。

　　他的一位学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曾经想写自己的老师，但是张蕴岭却不愿太张扬。

　　唐世平在自己的博客里仍然回忆了张蕴岭的些许往事。“张老师对青年学者很好，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愿意给晚辈机会。当然不仅仅是对我，也包括很多在业界已经非常有名或者说即将很有名的青年学者。”

　　2001年，南洋理工的战略与防务研究所邀请张蕴岭参加会议。张蕴岭把机会让给了唐世平。那次会议上，唐世平第一次认识了Amitav Acharya，出生于印度的Amitav现任教于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曾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研究员。

　　“他不断的鼓励年轻人出国，很多次别人邀请他去参加会议，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会议，他都让年轻人去参加。这也使得亚太所的年轻人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也感觉到有奔头。”

　　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已经涌现出一大批青年才俊，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在国外学到了最前沿的经济理论，他们已经开始在各个场合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最重要的，他们都是张蕴岭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