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物价走势呈现一路走低的疲弱态势，通缩迹象继续加重，通缩预期不断增强。CPI同比增速连续4个月在“1时代”运行，逐步由温和通胀转向轻微通缩迹象；PPI连续34个月创纪录持续下降，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生产领域通缩迹象更为明显。CPI与PPI出现持续39个月的史上最长正负“背离”现象。同时，房价同比降幅略有扩大，环比涨幅有所收窄，上涨城市数量稳步减少，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跌跌不休”。

　　产能过剩、需求下滑可能导致全面通货紧缩风险，防范经济下行与物价下行相互影响，做好应对全面通货紧缩的政策储备，是2015年宏观调控新的挑战和重要任务。

　　全面通缩风险加大

　　从当前的形势看，2015年我国经济将呈现缓中趋降、稳中有进的增长态势，有效需求总体上仍显露疲态，物价涨幅收窄、下跌的压力将大于2014年。预计2015年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继续小幅走低，落在1.5%-2.5%这一较低区间内，工业品价格指数PPI“转正”更是遥遥无期，其涨幅将落在负1.5%-负2.5%这一区间内，全面通货紧缩风险不断加大。综合而言，促使2015年物价涨幅进一步回落、甚至出现全面通缩的因素较多。

　　第一，总需求不足制约物价上涨，经济和货币条件均不支持2015年CPI出现明显上涨。2014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始终较大，投资和出口需求明显回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降明显，工业增加值增速超预期下滑，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矛盾短期难以有效解决，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导致GDP增速震荡下行。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分化中复苏，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好转有限。预计2015年GDP增速调控目标为7%左右，与2014年7.5%的调控目标和7.4%的实际目标又明显地下了一个台阶。物价一般是总需求的滞后指标，因此，总需求的缓中趋降、降中趋稳将加大通货紧缩压力。再从货币条件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历史高位，M2增速预计在12%-13%之间，与前几年相比属偏低增长，因此尽管当前货币存量较大，但2015年显然不具备物价大幅反弹所需的货币条件。相反，从趋势上看，随着总需求乏力和产能过剩压力不减，预计2015年CPI走势很可能会延续2014年下半年的走势，即“台阶式”震荡下行，消费品的通缩还将进一步加剧。

　　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将输入全球通缩风险。从影响2014年大宗商品下跌的诸多因素来看，美联储退出QE进入加息周期将使美元持续走强，地缘紧张局势依旧，全球需求放缓使中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并未采取任何减产保价的措施等，短期内都很难出现重大改变，2015年仍将影响大宗商品市场的走势，这也就决定了大宗商品将进入“惯性下滑”状态，其下跌还远远谈不上结束，市场的恐慌情绪还在加重。展望2015年，受需求萎缩和供应增加的双重打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维持颓势，低位徘徊，反弹空间不大，由此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包括成品油、铁矿石、金属在内的上游原材料价格，进而影响PPI采掘、化工类工业价格以及CPI交通类的燃料价格、居住类的水电燃气价格调整。经济运行成本下降会降低CPI上升压力，特别是油价快速下跌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通缩风险。

　　第三，劳动力成本上升因素对2015年CPI影响有限，将减轻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的压力。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确实对CPI有重要影响。但是，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早就存在，2015年劳动力价格上涨幅度可能继续有所减缓，不太可能出现成本突然大幅跃升的情况；另一方面，在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年份，劳动力成本对CPI的影响明显减弱，服务项目的上涨幅度大幅低于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基于此，2015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CPI影响有限。

　　综上所述，2015年通缩风险已成为经济运行中最大的现实威胁，而不再仅仅是通缩迹象的问题，反通缩将成为新一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前瞻性预防通缩

　　一是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CPI温和上涨，减轻PPI通缩风险。以兼顾经济增长目标和物价稳定目标为特点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当成为新常态。当前央行实行放短锁长的货币市场操作很难推动长期利率下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压制CPI上涨。为此，2015年应及时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加强流动性管理，通过逆回购、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常设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灵活提供流动性，保持全社会流动性总体宽松，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平稳增长，货币供应M2增速宜保持在13%左右，以使银行间利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应尽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尤其是要降低服务薄弱领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减少汇率变动对物价的冲击。信贷政策应加大向民生领域、“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并不断加强对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

　　从两大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来讲，宏观调控不能光靠货币政策单打独斗，货币政策毕竟还是总量政策，对资金定向流动很难监控，在调结构上效果有限，不宜过于细化定向到具体行业或投资项目。有鉴于此，未来应采取更大力度、更加全面的减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并且更有力度的取向。鉴于国家层面债务率仍旧安全可控，中央政府可考虑适当增加赤字规模至17000-19000亿元、提高赤字率至2.5%-2.7%左右的水平，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全面债务重组。

　　财政政策中还有很多效果很好的结构性工具，应当适时出手，比如：给服务业减税，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资本支出以贷款贴息，或以坏账准备金补贴的方式给予支持，以定向减税、减负、贴息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给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真正的实惠等。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发挥税收在优化经济结构、理顺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素质、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收入分配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是稳定资产价格，防止股价和房价出现自我强化的大起大落。2014年两大市场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行情。毫无疑问，未来稳增长和调结构都需要重视发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独特作用。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要极力呵护来之不易的繁荣局面，努力培育“慢牛”和“健康牛”，而非“快牛”和“疯狂牛”，使之保持持续的繁荣壮大，不断鼓舞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进而影响和带动投资、消费增加，并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真正使股市释放财富效应、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应着力引导楼市合理需求有序释放，尽可能延长和平缓房地产去存货的过程，让风险的释放更自然、平稳，避免房价大起大落，避免对就业和民生、地方财政及银行资产的过度冲击，减少对于实体经济的损害。为此，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进行微调，加快建立房地产价格稳定的长效机制，尽快稳定并改善市场过度悲观的预期。鉴于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需转变房地产调控思路，从前期一味抑制需求、增加供给，转向适度支持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适度控制供给过快增长。考虑到目前商业银行已大幅收紧对房地产的贷款业务，未来需要重视房地产业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可考虑适当放松对于上游房地产开发的贷款，避免资金链的断裂所引发的结构性乃至系统性风险。

　　三是把深化价格改革和稳定物价总水平结合起来。当前偏冷运行的物价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更大程度让市场定价。应下决心彻底改革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实现由政府定价、以调为主的旧机制，向市场定价、以放为主的新机制转变。大力推进石油流通体制改革，取消对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制。分步推进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逐步放开非居民用气价格，对居民生活用气建立阶梯价格制度，同时要理顺天然气和可替代能源之间的比价关系，改变进口天然气价格与国内价格倒挂的局面。按照“放开两头、监管中间”的思路加快推进电价形成机制，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推动建立独立的输配电价体系，电网企业按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推动铁路运价改革提速，放开社会资本投资控股的新建铁路客票及运输价格，推动部分铁路货运价格市场化。全面放开药品价格，放开大部分医疗服务价格。

　　四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引导公众对于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合理预期。作为政府部门，面对价格波动和价格改革，需要第一时间及时应对，正确引导，有效把控。例如，定期调整价格预测值就是引导市场和公众预期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