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的、贸易的方式，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市场，毫无疑问是文化“走出去”的最好方式。然而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文化出口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总体向好”的趋势之下，文化出口显然还难以达到期望中的强劲。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包括视觉艺术品、视听媒介、印刷品、声像制品和文化遗产及宣纸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98亿美元，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7.3%，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出口，仅占同期货物贸易总额的0.5%。而文化服务出口的金额更低，仅能占到文化出口的1/5。

　　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如何才能跨越？近日国际商报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就对外文化贸易中一些热点问题展开探讨。

　　记者：在我国文化贸易中，文化服务出口占比很低，这样的结构说明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

　　魏鹏举: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中存在十分显著、甚至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软硬二元结构，硬的是文化产品贸易总量大，顺差也大，但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不仅规模小，而且内容输出上的逆差巨大。目前文化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广告、影视和版权三个行业，2013年我国文化服务出口48亿美元，进口38亿美元，数据上的顺差主要来自广告服务，但其中重要原因是因为外资广告企业已经进入中国并开展业务;影视行业的逆差从2009年的2亿美元扩大到2013年的6亿美元，反映出中国电影到国际上创造票房的能力很弱；版权服务贸易也一直是逆差，但近年有逐步改善的趋势。这样的结构充分反映出我国内容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很弱，出口创汇能力低。但应该承认，中国经济的总体特点就是制造能力强大，所以文化贸易领域产品出口优于服务出口的现状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我们的着力点还要放在提升中华优秀文化内容“走出去”的能力，这是当前的短板，需要补齐。

　　记者：很多人在谈及对外文化贸易时，认为外向度低是造成中华文化的贸易竞争力不强的原因。您认同这样的看法吗？为什么？

　　魏鹏举:造成我国文化外向度低的事实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文化市场的内容开放度总体不足，除了广告业允许外资进入，影视和版权等领域外资基本还是进不来。没有经历开放的内容产业，想“走出去”做好生意也必定很困难；二是文化创造力不足；三是国有文化企业的外向型能力弱。我们曾经做过仔细的研究，国有文化企业在平均资产规模上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但在文化出口，甚至是在文化产品出口上都大大拖了后退。2013年国有企业的文化产品出口负增长近20%，同期其他类型企业则增长超过50%，相比之下，不得不说我们的文化企业主力军在文化贸易上并不给力。国有文化企业面临着如何适应国际市场的大问题，他们缺乏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从一定角度上讲也缺乏走向国际市场的进取心。加快发展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政策有必要从优化国内市场竞争环境入手，鼓励和支持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开展对外文化贸易业务。

　　记者：在目前国家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中，对文化服务出口实行绩效奖励算是最实惠的，对于这项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您有何看法？

　　魏鹏举:通过财政补贴给予

　　文化服务出口支持，是一种比

　　较直接也相对灵活的扶持方

　　式，它非常有利于政策应时应

　　地调整鼓励的具体方向，在短

　　期内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但是

　　应该看到如果长期依赖这一手

　　段也有可能扭曲、干扰到正常

　　的市场贸易，企业的出口动机、

　　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判断都有可

　　能出现偏差，企业一定是需要

　　自己去嗅出市场商机的。同时

　　依据企业自主申报的奖励政

　　策，在后期评审中，企业和评审

　　专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

　　况，政府和专家的初衷一定是

　　希望给予最具中华文化内涵的

　　出口以导向性的扶持，但核定不同出口产品上中国文化附加值到底有多少难度很大。因此，从长远看，专项补贴需要进行调整，而且当前的补贴规模也不宜过度加大。

　　记者：财政支持必不可少，但其中又是隐患多多，对于创新促进政策您有何具体的建议？

　　魏鹏举:让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实现“混合”，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实现保值增值的，通过共同组成基金，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又可让社会资本将市场思维带入基金的运作。例如日本，为支持自己的国际文化品牌就成立了此类的“酷日本基金”。建议国家将支持文化贸易方面的增量资金，考虑成立中国内容出口导向基金，促进用国际化的语言和方式阐释优秀中华文化，这种基金也不一定只投向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如果能讲得更好，为什么不可以让迪士尼来讲孔子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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