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源保障不可推卸之责，有表里山河不能承受之痛。对山西，千钧使命与切肤之痛并重，推动煤炭产业向“生态环保型”转变势在必行。如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所说，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刚性需求，是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煤炭企业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责任。

　　山西生态欠账并非朝夕形成

　　无论煤炭低迷时期还是刚刚过去的黄金十年，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地下水位下降，“千泉之省”其实难副；林草遭到破坏，“风吹草低见牛羊”几成追忆；甚至出现因煤炭开采而墙崩地裂的个例，举村搬迁者有之。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粗放式的煤炭开采，特别是开采后修复治理不到位，让山西本就脆弱的生态不堪重负。

　　山西生态修复难毕其功于一役，为寻找经济与生态的平衡之道，山西省煤炭行业曾几经煎熬，不惜壮士断腕。生态修复的步伐且行且加力，沉陷区治理、土地复垦、林地恢复、地下水保护等等，有关生态修复的工程从未停歇。山西省已先后三次大规模实施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煤矿多、小、散、低的格局得以改变。

　　近几年，时闻某地地下水位上涨，也屡见裸露荒山披上绿装。但局部好转难抵累年欠账，山西总体生态形势仍不容乐观。山西省吨煤破坏或影响地下水资源2.48立方米，开采沉陷面积数千平方公里，沉陷搬迁避让治理资金投入需以百亿元计……这些数据揪人心、发人省。排污量大、破坏性大、损失率高，生态修复欠账多、难度大、成本高，山西煤炭产业还没有走出生态困境。

　　经济与生态立体发展必须兼得

　　经济与生态协调同步实非易事，却是不得不为之事。快速发展总要付出代价，鱼与熊掌兼得的捷径难寻，否则也就不会有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发达国家曾无一例外遭遇过经济发展与生态破坏伴生的困境。彼时，他们尚可向欠发达国家输出高污染产业，转嫁生态危机。而山西未能摆脱这魔咒般的曲线，生态问题更无转嫁回旋的余地，唯有引以为戒，背水一战，加快转型。再者，山西省煤炭资源储量占全国近1/5，优质稀缺煤种全国占比近半。先不说难改全国能源基地的定位，试问山西经济除了煤炭还能以何为基？不能脱离煤炭谈生态，不能摆脱煤炭说发展。对于山西，“生态环保型”转变本就是篇难做的命题文章。

　　有前车之鉴、有定位之囿，山西煤炭产业转型还有当下之忧，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称之为“立体性”困扰。生态问题并非唯一存在，与政治、经济、民生等诸多因素错综交织下，无疑脱困难度将会陡增。所幸，山西生态意识已觉醒，转型已付诸行动。

　　山西煤炭产业理旧账立新规

　　山西煤炭产业的“生态环保型”转变，既要理旧账更要立新规。经济发展，必须为生态透支和群众损失买单。理旧账重在加大采煤沉陷区治理，实施矿区生态修复。按照规划，山西省到2020年基本解决采煤沉陷区受灾群众安居问题，并力争提前。今后则要把沉陷区问题降到最低限度，“谁生产谁负责，谁开采谁治理，谁损坏谁搬迁”，把治理责任明确落实到煤炭生产企业和各级党委、政府身上。企业要对矿区生态修复制定规划，细化方案，确定目标，实施多模式修复。新办矿业企业则实行土地复垦费预存制度，留足生态修复资金。

　　立新规防重蹈覆辙。“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再走，必须用制度保护生态。今后我省将严格实施“三个同步”，即所有新建煤炭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项目主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产。同时，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改革煤炭资源税、价格形成机制，以及市场化手段，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新常态下孕育着新机遇，能源革命提出了新命题。“六型”转变，革命兴煤就是时代场景转换下的山西选择。“生态环保型”作为“六型”转变之一，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盼，关系山西全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