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 春

　　浑厚幽远的上海外滩钟声依旧，36条年轻的生命没有能够迈入崭新2015年。不少市民自发来到陈毅广场，放下鲜花，悼念那些逝去的生命。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发生，特大城市或人流密集区的公共安全红灯再次亮起。痛定思痛，不论每一次事故有着怎样的具体原因，都必须引起城市管理者以及公众的警觉。

　　国际上一种前沿观点认为，公共安全过去以应急处置为核心，现在应该转移到以应急准备为重点。即使发生事件也不致造成严重伤亡。作为国内灾难医学最早倡导者之一、中华医学会灾难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的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认为，国内灾难医学及应急抢救、统筹协调能力都需要进一步完善，面对突发灾难，只有平时做好完善的应急准备才能处变不惊。国外重视风险评估，对大型活动，如歌舞、体育赛事、宗教集会等活动的性质、人数限制、会场人员密集度、警力布置、救援力量调度都要进行风险评估，有具体的规范和要求，事前制定多套应急预案。现场配置救护车、消防车，保持“人造通道”通畅，彻底做到“有备无患”。他痛心地说，在此次上海外滩踩踏现场，一些警察、救护人员眼看着受伤人员痛苦呼救，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出来，或提供急需的心肺复苏帮助。国外警察和救援人员在上岗前需要进行心肺复苏培训值得借鉴。

　　类似上海外滩的踩踏事故，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过。导致这些悲剧的原因众多，但预警不充分、管理不到位总是共因。即使是上海这样有着全国领先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大城市，安全漏洞也时有出现。踩踏悲剧背后考验着城市管理智慧和技术问题，暴露出公共安全领域的系统脆弱性。

　　事实上，重大节日外滩“壮观”的拥堵甚至混乱场面，早已成了上海“一景”，城市隐藏的问题被认为值得高度警惕。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说，“中国式大型活动”普遍存在人流密集、活动预案和风险评估的问题。随着中国城市经济和人口的飞速发展，现代娱乐、文化消费等活动增多，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应对大型集会活动成为新的常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更需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创新，这就对我国大城市应对密集人群的能力和机制提出严峻的挑战。

　　上海市科技系统一位专家对记者尖锐表示，“技术不是问题，问题是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是政府公共管理思维的现代化。如果管理不是基于数据分析和事实理性判定，而是相信人为假设和主管判断，总会有事。”简单、粗放、急功近利、疲于被动应付的传统城市管理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大城市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和急剧增长的群众文化消费需求。在这次踩踏事件中，尽管事故的原因可以列出一大堆，如跨年活动为了安全移到外滩源举办并且凭票入场，说明安全预案是考虑到了，事故看似与跨年活动无关，但旅游、文化、媒体、安全、社区防范、预警监测等部门相互间还缺少统一指挥协调和沟通，这些可能是事故的真正“命门”。

　　“智慧城市”让人们生活更美好。刘士林认为，充分运用大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如汇集摄像头、大数据、手机跟踪等数据，在一个统一的大平台上及时分析和评估这些数据，可以发出预警及时阻止人流骚动。他说，打破部门间数据的“壁垒”，统一协同联动，可能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应突发事件的有效路径。

　　血腥的灾难警示所有人，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不仅要追求经济发展，更要注意灾难防护，保障人的安全，始终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每一次悲剧的发生，无一不是防范意识不足、人员掉以轻心。没有灾难的意识，让悲剧频频发生，尤其“好了伤疤忘了痛”更成为一种常态。

　　“灾难救援七分功力在事前”。这次踩踏，受伤者多为学生，这也进一步说明对学生加强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刘中民呼吁政府多部门加强配合，全社会要有对大楼失火、地铁踩踏等灾难事件的常态化演练。他说，在奥地利，专门有一天作为全国逃生救护演练日。奥地利维也纳建造了六条地铁线，但唯独留下了5号线作为防范线路，一旦紧急关头启用，可作为“专列”把伤员从城里运送城外，而且在地铁站，所有救护车都可驶入。刘中民还建议，我国对灾难性时间的逃生和救护的科普培训还很少，希望加强城市安全、逃生科普的培训，从学校阶段就要开展灾难救援练习，向广大群众进一步普及灾难预防和自救互救知识与技能。

　　上海的踩踏事件提醒人们，我国的灾难防护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聚集并不是造成伤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对公众聚集活动风险缺乏认识，现场缺乏控制，人群缺乏有效安全意识，事前预案的缺乏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科技日报上海1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