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在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民营经济新态势》演讲中，详细阐释了中国与欧美经济新常态的不同之处，并指出全球新常态带给中国民营经济重大机遇。

　　欧美日新常态特征一：低增长高失业金融风险大

　　林毅夫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增长速度是3%，这是它的常态。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在2013年增长只有1.9%，2014年按照预测也只有2.1%，而且可能要到2016年以后才能够恢复到3%。从失业率角度看，报道说美国失业率已经降低到6%以下，与危机前情形差不多，但实际上这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如果考虑劳动参与率等指标，美国现在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之前正常范围还低了3个百分点，美国现在的失业率还是将近10%。

　　欧洲国家在2008年危机以后，出现了负增长，2012年是负0.6，2013年是负0.4，2014年可能在1%以下。从失业率看，西班牙、希腊在25%以上，没有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法国等国家，失业率也都在11%以上。

　　日本从1991年房地产泡沫以后，就出现了长达20年的经济疲软，被称之为迷失的20年。目前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还在节节下滑，2013年是1.5%，2014年可能只有1.3%。日本失业率跟欧美国家比起来好像比较低，但日本这个社会是长期低失业率，1.5%对它来讲是高失业率了。

　　为什么说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风险巨大呢？林毅夫指出，在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情况下，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好，要救济失业人口，经济增长慢，政府财政税收就少，财政赤字就会相当高，而且积累得相当快。在这种状况下，为了降低政府新债成本及还本付息压力，发达国家采取低利率政策，而货币宽松的结果就是资金流动频繁。像华尔街金融投资家，就大量把资金用在股票市场投资，把股票价格炒得非常高。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现在达到18000点，在危机之前是13000点，但美国实体经济并没有完全恢复。在2008年危机之前，道琼斯指数是13000点，大家公认美国市场有泡沫，而目前股票价格更高，那不是意味着泡沫更大？

　　【时报点评】从战后7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3%左右的增长速度堪称美欧日等老牌发达经济体的“正常状态”。但是，关于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的风险，也许我们可以有另一种看问题思路：眼下，美国正在积极恢复“正常状态”，欧洲稍慢些，而日本的麻烦则仍然比较多，但是新兴经济体的状况同样不是非常乐观，国际资本似乎更愿意留在老牌发达经济体，而不愿冒险尝试投资新兴经济体。换句话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发展水平与成熟度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发达经济体股票市场的指数。

　　欧美日新常态特征二：结构性改革进入“囚徒困境”

　　林毅夫认为，新常态在发达国家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在危机发生之后，一个国家要实现正常增长，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为什么发达国家还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主要原因是这些结构性改革在推行的时候都是长期有效，短期是收缩性的。政府财政赤字减少，同样政府开支减少，那么消费与投资要减少，消费与投资减少情况下，经济增长率更慢，失业率就更高。可是现在发达国家失业率都在历史最高水平，因而结构改革政策上就不可行。

　　在林毅夫看来，美国结构性改革还没有推行，真实失业率很高，如果欧洲想抢占市场的话，美国失业率就更高，那美国肯定不干了。这种情况下，美元就会出现竞争性贬值，日本同样如此。日本失业率越来越高，在这种状况下，欧元用贬值方式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日本也不会干，就会竞争性贬值。反过来，如果美国真想用货币贬值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那欧元区也不干，日本也不干，结果大家就进入到“囚徒困境”。如果没有结构改革空间，政治上真正结构性改革就很难推行。这种状况也是欧美新常态特性之一。

　　【时报点评】美欧日都是老牌发达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他们经济体系中的许多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一直是老牌发达国家为落后国家开出的药方。说到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具体原因恐怕要更为复杂，而汇率对这个问题的影响程度如何，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来加以证明，而且，从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看，对于美欧日这样已经高度成熟的经济体来说，靠贬低本国货币的汇率对经济结构调整恐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中国新常态特征一：经济潜在增长率为8%

　　中国在新常态下会进入到一个中高速增长，但问题是中高速增长到底是多高呢？林毅夫看法是，首先要清楚这个发展阶段其潜在增长率还有多高。

　　林毅夫分析，任何一个经济体，经济要增长收入要提高，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需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一个差异，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在这种状况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而自己发明的话，投入非常大，风险也很高。正常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大约在3%，这是它发展的潜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点不同，固然中国需要技术创新，需要产业升级，但是中国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都是在国际技术前沿、产业前沿内部的创新与升级。中国有发达国家经验可以借鉴，技术可以引进、可以消化、可以创新，产业也是这样。

　　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用了35年后发优势。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还有多高，要看现在的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多少。从这个指标衡量的话，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相当于日本在5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台湾地区与韩国在70年代的情形，这些东亚经济体都是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他认为中国的增长潜力还是8%。

　　【时报点评】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如何、能否长时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学术界历来存在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确实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新加坡、70年代的台湾和韩国相似，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经济体量之大，以及种种历史条件和当下需要面对的国内外环境也绝非是当年的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可以比拟的。不过，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还远远没有到天花板，因为我们的经济需要做精、做细的地方还实在是太多。

　　中国新常态特征二：财政政策可以更积极

　　展望未来，增长情形会怎样？林毅夫强调，中国有8%的增长潜力，这样的增长潜力能发挥多少，决定于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外部条件出口，发达国家新常态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出口增长一定会在一位数或者更低，这会影响中国潜力的挖掘。内部因素首先要看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消费增长情形怎么样。从投资机会来看，中国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投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即使我们很多产能过剩，但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需要给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的回报率很高。基础设施完善空间非常多，尤其是在城市内部地下管网、污水处理等等。包括环境的改良，城市化等，这些都是会有很高经济回报率的投资机会，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差异。发达国家经济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机会非常多。

　　中国政府负债占GDP比重只有40%多，林毅夫认为，政府可以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启动投资、启动消费。不仅政府财政状况好，也就是说可以用政府的钱启动民间投资，而且中国有4万亿外汇储备，要进口机器和设备，中国外汇是最多的，这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新常态有8%的增长潜力，实际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可以达到7到7.5%之间。

　　【时报点评】我们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至于今后若干年我们能够实现多少的增长速度，正如林教授所言，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把握内外部的经济环境。从目前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政府财政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确实负有重要责任，这也是过去35年中国经济取得惊人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新常态之下，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多元化的增长动力来源呢？

　　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存在重大机会

　　林毅夫指出，技术创新、海外投资和弯道超车是民营企业在新常态下的三大机遇。他提醒民营企业家对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要有信心，这种中高速增长对民营企业会有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只要把机遇抓住，民营经济在未来会发展的更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

　　一个就是技术创新。在国际新常态、中国新常态之下，中国可以进行海外并购取得新技术，这是传统的高端制造业、科技小企业进入到新产业的很好机会。海外新常态经济发展不好，外国政府会鼓励境外资本进去投资。过去很多技术、很多产品要想进入可能有很多障碍，现在没有。民营企业到海外并购，把技术用并购方式购买回来，这是很好的机会。

　　二是海外投资。中国劳动密集型竞争优势不断丧失，一部分大企业可以经营品牌，搞市场渠道管理和研发，但部分企业数量非常少，大部分加工企业唯一出路是转移到海外，到工资水平比中国低的国家去。这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面临中高速增长新常态下的一个选择。另外产能过剩的行业，钢材、水泥、玻璃等，在世界上还是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那么差，要改善基础设施需要这些建材，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转移到海外去，利用当地巨大市场需求，把我们现在已经固化的产能变成新的投资。

　　三是高新技术行业可以弯道超车。中国增长相对中高速，这样给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机会，那些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可以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个起跑线竞争，像互联网产业、手机产业等等。

　　【时报点评】中国目前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等收入国家，站在这个“坎”上，我们有可能会迈入发达国家之列，也可能长期陷在“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而不能自拔，而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创新。所谓创新，既包括技术上的创新，也包括经营模式上的创新，即从出口产品、服务到资本输出。然而，我们在放眼世界的时候，也绝不能忽视内部，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疲软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经济仍然还有许多不够精致的方面。“走出去”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转移、消化过剩产能，但不一定有利于刺激创新，并由此提高国家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