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时，我国依据承诺开始有步骤、有时序地推进电信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主要在四大领域对外资放开了限制，包括增值电信服务（WTO分类中的h到n）、基础电信中的寻呼服务、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基础电信服务。除了CEPA和ECFA之外，我国随后签署的FTA中，并没有进一步扩大电信服务业开放，依旧保持了对WTO的开放承诺。

　　近年来，我国电信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开始加大。2013年5月工信部出台《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基本电信领域。同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后，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增值电信业务，在我国界定的8项增值电信业务中有7项进行了开放试点。2014年1月6月，工信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的意见》，明确：一是对WTO承诺开放，但外资股比不超过50%的信息服务业务（含应用商店）、存储转发类业务两项业务外资股比不受限制；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放宽到55%。二是新增试点开放四项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国内多方通信服务业务、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为上网用户提供因特网接入服务）、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其中，前三项外资股比不受限制，国内因特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

　　我国电信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较好地引进了外部竞争，极大地促进了电信产业尤其是增值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创新，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水平。

　　渐进式开放

　　从我国加入WTO电信服务业的开放承诺看，开放的领域是逐渐递进的，增值电信领域放开后逐渐开放基础电信。刚加入WTO时仅开放GNS/W/120电信服务项下（h）到(n)类的电信增值服务和基础电信中的无线寻呼服务；加入后一年逐渐开放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加入WTO后3年，才允许外资进入众多国内和国际的基础电信业务，包括语音服务、分组交换数据传输服务、电路交换数据传输服务、传真服务、国内私有线路租赁服务和国际闭合用户群的语音和数据服务等。同时，开放的区域也是渐进式的，由少数城市先行开放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过渡，最后推及到全国。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允许外资进入；其次允许外资进入成都、重庆、大连、福州、杭州、南京、宁波、青岛、沈阳、深圳、厦门、西安、太原、武汉14个城市；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放开。此外，对外资股比的限制也是逐渐放开的，如增值电信领域和寻呼领域最初外资股比不超过30%，逐渐放宽到不超过49%，最后是不超过50%；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以及国内和国际基础电信服务中，外资股权占比从不超过25%升为不超过35%，最后放宽为不超过49%。

　　开放总体水平不高

　　与其他服务业相比，电信对外开放处于较低水平。基于Hoekman频度法对我国WTO服务业的开放承诺进行度量的结果显示，我国电信服务市场准入的开放度仅为0.44，低于9大行业的平均开放度0.55，仅高于金融和教育行业的开放度。从2014年OCED发布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结果中可以看到，我国电信服务的贸易限制指数为0.53，高于我国18个行业的平均限制指数0.45，仅次于速递、广播和航空运输的限制程度，处于倒数第四位。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电信服务开放水平较低。从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结果可以看出，在34个国家，我国电信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为0.53，仅低于印度尼西亚，高于0.22的平均水平。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电信服务对外开放水平明显偏低，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中，对外开放程度也较低。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外资进入电信服务领域的限制及竞争障碍较多。（如图）

　　对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多

　　电信服务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战略性产业，其产业的自然垄断性和开放涉及到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因此，主权国家对电信服务的开放都是慎重的，我国也不例外，在对外开放中保持了较多限制。在协议开放中，现有开放的四块业务中，明确规定电信增值服务和寻呼服务有外资50%的上限；移动语音和数据服务以及国内和国际基础电信服务外资股比49%的上限。上海自贸区中尽管进一步开放了电信服务，但由于这种进一步开放是在基本处于充分竞争的增值业务领域，而且对外资不管是注册地和服务设施，还是股权方面依旧保留和较多限制。此外，外资企业面临的监管壁垒（如将产品安全凭证与知识产权来源地挂钩等）、有别于国际惯例的网络安全政策等，也构成了外资企业进入通信领域的事实壁垒，导致外资即使以组建合资企业的方式也无法进入大部分的服务市场。据统计，目前电信服务领域的外资进入非常有限。如在增值电信领域，仅有34家合资公司获得了电信服务许可，而行业内发放的电信增值业务牌照近3万个，外资企业数占比不到2%，并且外资企业业务员都集中在跨区域电信增值服务的分市场。虽然合资公司可以进入基础电信领域，但由于基础电信业务投资成本高、风险大，且股权有49%的上限，外国投资者无法获得经营管理权，最终导致合资企业进入基础电信领域非常困难。外资进入基础电信领域主要是通过三大巨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战略投资者引进，到2013年7月，三家企业外资股权占比分别达19.53%、25.92%和23.72%。但可以看出，在基础电信领域，政府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国家股权份额分别达到70.89%、74.08%和63.3%。

　　行业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提升国际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扩大电信服务业对外开放。我国没有单独统计电信服务贸易数据，而使用的是通信服务贸易数据。总的来说，在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相对完善的条件下，电信服务对外开放有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美国和欧盟国家在电信服务领域开放水平远高于日本，相应地，这些国家电信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明显高于日本。纵向看，入世后，尽管我国电信行业快速发展，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电信服务对外开放管制过多，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横向看，2013年，我国电信服务业竞争力不但远低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对电信服务的绝对垄断中，我国电信行业的发展与世界强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我国需要在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的基础上，平衡协调好开放和监管的关系，进一步加快电信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引进良性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