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年多来，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在更大范围推开，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会议还指出，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作为非常吸引眼球的经济概念，“自贸区”成了“财富机遇”的代名词，受到许多地方、行业和投资者的追捧。如果把自贸区放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格局中观察，就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性“贸易园区”。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节点，自贸区应该是肩负着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历史使命的战略性“多功能区”。

　　自贸区是制度创新的试验区。从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到财税体制改革的创新，再到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上海自贸区每一方面的制度创新都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更可贵的是，随着自贸区从上海到天津、广东、福建的扩容，自贸区带来的不仅是制度创新的果实，还有制度创新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贸区必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仁不让的制度创新试验区，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火种也必将成为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自贸区是资源配置的示范区。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负面清单”、到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再到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责任清单”，每张清单都展示出政府“自我革命”的改革勇气，却并不意味着自贸区是政府撒手不管的“自由区”或政策洼地。其目的在于，开拓一个能让市场作用的“无形之手”和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更为相得益彰的示范区，从而在自贸区及更大范围内实现对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让市场经济的活力充分迸发，让财富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自贸区是扩大开放的枢纽区。已经设立的自贸区均位于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这使自贸区拥有连通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天然经济地理优势。无论是把天津自贸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出海口，还是把上海、福建、广东等地自贸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自贸区都是我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增强全球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贸区扩容能够承担衔接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枢纽性使命，即一方面要成为所在省市扩大对外开放的强劲引擎，另一方面也要形成对沿海乃至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开放的有力带动，从而带动中国经济全局性的开放和升级。

　　自贸区是区际协同的引领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以新区、高新区、开发区等形式设立了大量具有独特功能定位的区域经济“特区”。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些“特区”在发展水平、竞争优势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也逐渐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显著特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叠床架屋式的区划重合与区际协同性不足的双重困境。面临这样的区域经济发展状态，以自贸区为引领区，带动所在区域经济腹地内部经济关系整合升级将成为解决上述困境的战略性选择。相关区域需要通过与自贸区进行产业需求等方面的对接，推动区域内部经济关系重构，优化区域内部产业分工格局，降低区域内部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更大范围区域整体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