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3年，中国名义GDP从159878亿增加到568845亿，名义经济增长了255.8%，而同期就业人口从74264万增加到76977万，增加2713万，就业只增长了3.6%，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完全不相适应。

　　分年来看，2005-2013年，新增就业人口最高年份2005年为383万，增长0.46%，最低年份2008年243万，增长0.3%。而同期的年度经济增长最低的2013年为7.7%，最高的2007年达到14.2%。

　　由此可见，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就业高增长。经济高增长与就业总量不存在明显相关性，反过来说，解决就业问题不需要高速增长。

　　这说明我们的投资和增长模式存在战略和制度的弊端，需要进行战略和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在经济增速换档之际，尤其应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首要目标。

　　产业与体制之别

　　投资（包括信贷）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动力，金融危机以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持续提高，从2008年的55%提高到2013年的78.6%。但亿元投资带来的就业人数却持续下降，2013年比2004年下降了81.2%。原因是当前投资基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投资，而不是劳动密集型投资。

　　同样，名义GDP增加带来的就业情况也不理想。2004年创造亿元GDP可增加就业1702人，而2013年只有672人，亿元GDP创造的就业人员效率下降了60.5%。这说明中国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加趋于恶化。

　　不同产业就业人数差别很大，2013年，中国第一产业亿元GDP带动的就业人数为4271人，第二产业为928人，第三产业为1130人。这表明同样经济规模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带动的就业人口远高于制造业。

　　但不管哪一产业，单位GDP带动的就业人数都在大幅度下降。2013年与2004年比较，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就业率分别下降了73.74%、58.97%、67.89%。

　　不同体制下，就业率差异也巨大。观察城镇不同性质经济体的就业情况可以发现，凡是市场化的行业，或者取消了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或者说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行业，非国有的就业增加很快，甚至超过国有规模。

　　如批发和零售，改革开放之前，几乎都是国有。而2006年国有批发和零售企业的就业人员只有187万人，集体所有制等就业512万，远超过国有。私营与个体从事批发和零售的达到了4407万人。2012年与2006年比较，私营批发和零售增加就业3314万，而国有减少了38万人，集体等增加200万不到。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住宿和餐饮、租赁和商务、居民其他服务。而管制相对较严格或者私营和个体、民营难以进入的领域，依然以国有为主，如教育，2012年国有机构的就业人员占1567万，其他只有67万；卫生和社保等国有640万人就业，其他只有80万不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国有地位在逐渐改变，民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金融相对开放不够。

　　低增长也可高就业

　　实现高就业，需要进行如下改革：

　　1．加快结构调整，创造和实现低增长、高就业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速阶段，不应该期待和期望较高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长带来的就业增加，确实让经济增长惠及民生。尽快结束以产能扩张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的模式，创造中低增长（经济增长为5%-7%）、高就业、高收入的发展模式，关键在于调整收入分配，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提高劳动工资在增加价值中的比例，解决住房价格过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人们才具有更大的能力去消费，创造出更多的服务业就业岗位。

　　2．坚定有效地实行房地产调控。

　　过去的10年，房地产价格上涨4-6倍以上，屡调屡高，关键在于政策和制度设计不到位。国际经验表明，房地产调控的核心是取消、禁止非本地常居居民对住房的租赁、投资性购买，开征非自用住房的物产税，对持有两套以上住房者实行累进物产税，并建立有效的举报、违法检查和处罚制度。

　　房地产价格下降，不仅可以减少垄断利润，更重要的在于其可以降低生产、工资、生活成本，有利于推动各种服务业发展及其就业增加。同时，加大对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对商品房开发区，要求配备一定比例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房地产价格调整无效或者见效慢，就业问题解决的时间就越长。

　　3．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

　　速度问题的根本在于就业，在于投资方向的选择。与其投资制造业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不如大量投向服务业，即使服务业过剩，人们享受和服务多了，质量提高了，服务的水平改善了，价格便宜了，就会拉动服务业的消费。

　　降低速度的同时，调整投资方向就不会有就业压力。应加大服务业投资，提高服务业比例，大力发展金融、餐饮、医疗、养老、休闲、旅游、护理、家政、会计和律师、咨询等服务业，并提供规范的职业指导和技术职称。

　　100亿的基础设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大多是原材料、机器和设备、厂房，对就业拉动有限。而100亿投资进行服务业的设施建设，其带动的就业增加远超过制造业。因此，政府应该适当增加在这些领域对民营和私营的支持，采取股份制、租赁制、股权投资、补贴、奖励等措施进行。

　　4.放活民营，搞活国有。

　　国有机构将资金过多地投向了基础设施和大楼建设，行业利润和行政成本太高，而私营机构只要政府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其行政成低，工资和管理成本也低，各种资源浪费少，这些都可以换得就业增加。

　　目前最具有潜力增加就业的行业是教育、医疗等垄断或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教育和医疗这两个行业高度垄断，私营和个体性质机构太少，应该鼓励这个领域的就业扩大。虽然国有机构在过去的6年增加人员不少，但总体来说，机构太大，效率太低，成本太高，如果国有垄断或高度集中的领域放开，允许民营、私营，其净增加的就业人员规模巨大。

　　以上领域进行制度改革，有望新增数千万人的就业规模。文/陈炳才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