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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引,一张纸片引发的丑闻

  • 发布时间:2014-12-09 14:40:15  来源:新华网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政尤拔世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其中写道:

  "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

  奏折里提到的普福,是尤拔世的前任。"纲引",又叫"盐引",是在盐业官营的背景下,官府向盐商发放的经营许可证。

  这是一张神奇的纸片。有了它,盐商才能从事盐业经营。

  这年的"盐引"额度不够。普福决定,把第二年的额度提前发给盐商,收取一定费用,以此变相增加盐引数量,叫做"预提"。

  27.8万多两银子,相当于清廷当年财政收入的8%,确是巨款。然而,在乾隆帝的印象里,历任盐政都没提到过这笔收入;军机大臣翻遍户部档案,也没找到这类费用造册报备。那么,这笔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乾隆把这个疑问交给了江苏巡抚彰宝,让他会同尤拔世秘密访查。一桩清代盐业领域的惊天丑闻,逐渐浮出水面。

  案情简单,案犯难惹

  彰宝很清楚,"预提盐引"的现象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就在两淮盐场出现。之所以这么做,有三方面考虑:

  一是国内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盐的需求量增加。每年一发的盐引数额固定,根本不够用。二是官府从发放盐引中的获利远高于盐税收益。三是乾隆南巡,穷极奢华,盐商频繁"孝敬",花费不菲,不胜其苦。用"预提盐引"的余利取代盐商的一部分"孝敬",可以应付乾隆南巡、办差、进贡等事务的开销。

  只不过,"预提盐引"的收入没有向户部申报和缴纳,而成了两淮盐政的"私房钱"。20多年来,这笔钱积少成多,累计1090多万两。由于缺乏监管,难免中饱私囊。彰宝、尤拔世在写给朝廷的奏报中说:"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等弊。"

  案情固然清晰,但彰宝反倒觉得不好查,这是为什么呢?麻烦就出在涉案人员的身份和背景上。

  两淮预提盐引案曝光,两类人员脱不开干系。一类是两淮盐商。他们是乾隆年间实力最强的商帮,靠着朝廷的特许和地方官府的庇护,几乎是"躺着赚钱"。不仅富可敌国,是清朝财政的支持者和地域经济的操纵者,而且影响广泛,州县里的农耕、水利、赈灾、教育等事业,都离不开他们的资助。他们是一个财富与权势都不可低估的地方利益集团。

  另一类是两淮盐务官员。曾任两淮盐政的官员高恒,是满洲镶黄旗人。父亲是当朝大学士高斌,姐姐是慧贵妃。这样的背景就连乾隆的小舅子、军机大臣傅恒,提到高恒都"战栗不敢言"。两度担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跟纪晓岚是儿孙亲家。显然,盐官的资历都不浅。

  这两类人,彰宝惹不起。然而,更惹不起的,还是远在北京,严旨追查的乾隆帝。夹在中间的彰宝该怎么办呢?

  水落石出,案犯伏法

  六月二十五日,彰宝给朝廷呈送了第一份奏折,明确了这1090万两的"预提盐引"银里,花了460万两,还有600多万两盐商尚未缴纳。历任两淮盐政牟利不少,其中高恒收受10多万两。

  乾隆非常生气,当即发布了一道措辞强硬的谕旨。他认为盐商有三宗罪:越权办差、冒滥支销、行贿盐政。因此,他要求盐商退赔涉案银两。至于盐政,乾隆将其问题定性为"侵肥",要求彰宝严查到底。

  只过了一天,乾隆就又发了一道口气缓和的谕旨:"惟是两淮盐务关系数省民食,现在各商俱有应行质讯之处,若因此稍有推诿观望,致运盐觞或有壅滞,则是有心贻误,惟恐众商等不能任其咎。"乾隆担心,重惩盐商,可能耽误两淮盐务,冲击民生和财政,故而转变态度,从宽发落涉案盐商,而将矛头直指高恒。

  有乾隆撑腰,彰宝便先传唤了高恒的管家顾蓼怀。

  一开始,顾蓼怀承认,由他经手替高恒聚敛的"预提盐引"银多达15万多两。然而,当被押解进京后,他竟翻供改口,强调这些银子只是替盐商代购物件的货款,不是赃款,高恒也没插手。刑部几经查证,也搞不清顾蓼怀的两份前后矛盾的供词孰真孰假。

  既然搞不定盐官管家,乾隆就决定采取迂回策略,通过调查盐商打开缺口。可是,盐商似乎与盐官们形成了攻守同盟,供述避重就轻,只讲给普福代买古玩,虚报价格,骗取暴利,否认普福侵吞"预提盐引"银两的事。

  眼看拿不到证据,乾隆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对盐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其视为证人而非嫌犯,以分化瓦解攻守同盟。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一些盐商为了自保,向朝廷提供了证据。

  经过3个月的调查,这场超发盐引,克扣侵吞巨额银两的大案终于告破。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处以斩监侯,顾蓼怀处以绞监候,盐运使卢见曾处以绞立决,尚未受刑便死于狱中。几十名官员牵连降职,就连纪晓岚也没能幸免,被发配新疆军前效力。

  至于"预提盐引"银,朝廷毫不客气地将其纳入户部账册。花掉和侵吞的款项,要由涉案盐官和盐商退赔。其后10年,两淮盐商在正常的盐税之外,还要每年多缴100多万两银子,作为退赔"预提盐引"的款项。10年来,退赔总额多达1014万两。

  显然,在这场较量中,朝廷是唯一的赢家。

  官商勾结,命运不同

  同样是嫌犯,为何盐官和盐商的最终命运各不相同呢?

  毋庸置疑,两淮盐商是清廷财政收入和皇家开销的重要支柱。

  盐税是清前期官府的第二大税源,占全年财政收入的1/4。两淮盐场又是清前期中国盐业经济的主战场,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8。

  除了按规定缴纳盐税外,盐商还要时不时给朝廷捐输"报效"。这些银子有两个去处,五分之四支付了军费开销;五分之一流入了内务府,成了皇帝的私房钱。

  两淮预提盐引案是个分水岭。以乾隆朝60年的历史论,案发之前,两淮盐商一共捐输了972万两;案发之后,捐输额达到1900万两,几乎翻了一倍。如此说来,盐商充当了乾隆的"第二国库"。

  除此之外,盐商还成了皇帝私房钱的"理财专家"。康熙以来,内务府每年都会向盐商发放贷款,替皇帝赚取利息;盐商则获得了运盐的周转资金。到了乾隆朝,内务府直接把盐商"孝敬"的捐输银,再贷给盐商"生息"。这样一来,乾隆就轻易地实现了私房钱的保值增值。盐商也借此跟朝廷结成了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保住了手中的盐业经营资格。

  官商勾结,说到底是皇帝与盐商的勾结。清廷通过治理两淮盐务,强化了经济领域的中央集权。那些自以为依靠批发"盐引",就能控制盐商、牟取暴利的盐官明显失算,成了最大的输家。

  盐引:一张值得争议的纸片

  两淮预提盐引案之所以爆发,关键就在于"盐引"。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这是一张充满魔力的纸片。

  盐业是对自然资源进行二次加工的行业,成本低,利润高。西汉前期,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靠的就是几十年"煮海水为盐"积累的巨额财富。正是看到盐业的经济潜力,汉武帝决心汲取教训,将盐业收归官营,增强中央财政实力,避免地方豪强坐大。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举措,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果。两淮盐场由于产销量巨大,不仅拥有了越来越高的经济地位,而且造就了扬州的富庶与繁华。大运河的开凿,更便利了两淮盐面向全国的供应。"两淮盐,天下咸"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谚语。

  "盐引"这个概念,是唐宋以后出现,到清代逐渐成型的。清廷每年根据盐业产销量,确定盐引定额,招商认购,额满为止。有了盐引,官府就可以从复杂的盐业产销流程中摆脱出来,不再干预微观,而是用盐引控制盐商,收取盐税;盐商用盐引控制食盐的产、运、销全流程,牟取暴利。

  一份小小的盐引,成就了盐商的财富梦想。清代两淮盐引有169万多个,"归商人十数家承办??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售价比进价高出数倍,堪称暴利。

  一张小小的盐引,塑造了盐业领域以产定销的"计划经济"。官府用特许经营权和对盐商暴利的默许,换取了更多的盐税和"报效",实现了盐业利益的再分配。盐场灶户(生产者)和寻常百姓(消费者)遭受剥削,官府和握有盐引的盐商成了获益者。

  一张小小的盐引,使一些精神防线松弛的盐官误入贪腐歧途,输光了家产,输光了仕途,甚至输掉了性命。

  一份小小的盐引,令许多盐商趋之若鹜。然而,盐引数额有限,而且越来越家族化、世袭化、凝固化,新入行的盐商根本拿不到。他们只好以身试法,兜售私盐,牟取利润。嘉庆道光年间,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能力弱化,这类现象越来越多。

  两淮预提盐引案,暴露了盐引的诸多弊端,形成了一次改革盐法的契机。然而,清廷无动于衷。直到60多年后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率先宣布废除盐引,在淮北试行票盐制度。这一制度很快就推广到其他区域。只要交足盐税,就能从官府领票运盐,持票盐商的资格没有限制,也不固定。

  没了盐引,盐业便向更多盐商开放,只要到官府领票就能经营;没了盐引,盐业行销的地界大大拓展,来去自由。官府按票收税,持有盐票越多的盐商,税负越高。

  这项迟到的改革,使那张充满魔力的纸片变成了废品,使靠盐引赚取垄断利润的盐商失去了特权,使普通百姓感到了盐价大降的政策红利。以往的盐业大户纷纷破产,"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的场景令人唏嘘。

  票盐制度的实施,迈出了推进盐业市场化、废除食盐专营的历史步伐。

  2014年11月,工信部首次确认,实行了两千多年的食盐专营即将废止,食盐价格和生产、批发、流通经营将陆续放开。

  (文/唐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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