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肝脏移植手术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供肝脏热缺血时间过长所导致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为此，沈中阳研制了用于腹主动脉及门静脉系统灌注的管路，创建了适合我国特点的手术方式，将热缺血时间控制在5分钟内，手术时间缩短到30分钟，此联合灌注方式已成为我国普遍应用的标准术式，并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探索开展亲属活体供肝移植术

　　选择肝移植的病人多了，肝源紧张却成了一大难题。为此，沈中阳率其团队积极开展亲属活体供肝移植术，并以科学的态度，探索、解决存在于这种术式之中的一系列难题。

　　过去，为保供者的安全，供肝提取的比例最大只能到50%，而这又往往不能满足受者的需要，以致好多手术难以实施。沈中阳带领他的团队仔细研究了肝脏结构，最后通过精确掌握对肝脏叶裂的切割，最大程度的减少肝损和失血，使供肝提取的比例提高到了70%—75%，而且仍能保证供者的安全。这一技术的提高，拓宽了亲属活体供肝的选择范围，使得这一术式得以大量进行。此后，沈中阳又在这一基础上，首创国内选择性带肝中静脉的手术方式，大大地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到2007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一年完成的亲体肝脏移植手术就多达84例，其中受者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8个月，手术成功率100%，病人存活率97.6%。

　　2007年10月31日，沈中阳率其团队在一例亲体供肝移植手术中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提取供肝70%，只给供者留下了30%的肝脏，这在过去绝对是不敢想象的事；二是两台手术出血量仅为200余毫升，只用了4块纱布，术中供、受双方均未输血，首创国内亲体供肝移植手术“术中零输血”之纪录。

　　2009年1月14日，沈中阳率其团队再创奇迹。当天，数十名医生在沈中阳的指挥下，5台手术同时进行，相互间息息相关，生死相扣。双供肝移植、亲属活体肝移植、劈裂式肝移植、减体积肝移植、多米诺肝移植等多种术式一气呵成，一举抢救了3名肝病患者的生命。这一超高难度、多技术组合的肝移植创造出世界医学纪录。其中特别是双供肝移植开创了世界器官移植史上的一个先河，它意味着将来可由两名捐献者同时为一个患者提供活体供肝，从而更能减小捐献者的风险，减少对肝源的依赖。

　　据“中国肝脏移植注册”系统报告：截至2013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手术例数和生存质量在全国80家移植中心连续12年保持第一。活体肝移植、劈裂式肝移植和肝肾联合移植的手术例数和生存质量等7个单项统计均排名第一，并达国际先进水平。

　　 为移植后乙肝复发寻找一把“保护锁”

　　肝脏移植是一个系统工程，手术技术、控制复发、术式创新以及供体来源等等……沈中阳不仅关注着每一个节点，而且永远处于攻坚克难的第一线。“我们一定要做全国第一，要敢为人先。”这是沈中阳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国是乙肝大国，乙肝患者超过10%，其中10%会发展为相关的终末期肝硬化，需要做肝移植手术，这也是沈中阳立志要致力于肝移植事业的初衷。然而，乙肝患者肝移植术后如不加控制，通常在三个月内会复发，1—2年内加速发展而死亡。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相应的控制肝移植术后乙肝病毒复发的有效办法。

　　与西方国家不同，在我国80％肝移植受者与乙肝病毒（HBV）感染相关，HBV在移植后的乙肝再感染率一直被列为肝移植禁忌症，也是我国当时肝脏移植不能广泛开展的重要原因。如何形成有效抗体？当时在国内，对抗病毒再感染的办法只有两种，一是服用抗病毒药物拉米呋定，二是通过肌肉注射的方式，向病人体内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

　　当肝移植手术临床技术取得成功后，沈中阳又把目光放在了移植后乙型肝炎复发的控制上。沈中阳至今还记得，1994年他做的第一例患者赵振海，在首次肝移植成功生存10年后，却因乙肝复发最终导致再度肝移植，此后仅存活了1年左右。

　　肝移植手术是切除已经失去功能的病肝，然后把一个有生命活力的健康肝脏植入人体内。病肝切除后，在新的肝脏植入前有一段“空白期”。在这个脆弱时期，必须通过“被动免疫”的方式让病人体内形成抗体，对抗外来病毒的入侵。

　　为了控制肝移植术后乙肝的复发，沈中阳走访了国内外多家医药单位，寻找解决的办法。他对当时从事多年抗体研究的成都蜀阳制药厂负责人蒋德席说：“有效的抗体就像给肝加了一把‘保护锁’，能减少复发的几率。如果你们能尝试研制这个产品，对肝移植手术和患者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沈中阳与四川蜀阳合作，共同研制生产出“高效价乙肝免疫球蛋白”，该产品采用的特殊生产工艺获“工艺发明专利”1 项，成果后来获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沈中阳尝试将该免疫球蛋白与抗排异药物“拉咪夫定”联合应用于肝移植术后的患者，终于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患者术后三个月血液中没有了乙肝病毒。

　　“这样的联合用药方式，使得经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实施的肝移植患者乙肝控制率达到96%以上，这一成就得以迅速在全国推广，使患者肝移植后乙肝再感染率从80%以上下降到了5%以下，肝移植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也从2—3年延至长期生存，对我国肝移植技术发展以及世界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评价。

　　在此基础上，沈中阳再次携手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肝移植后HBV 再感染的个体化序贯治疗方案及治疗路线图”（全国现在使用的标准方案），解决了我国肝移植发展中的主要障碍。

　　攻克肝移植术后丙肝复发世界性难题

　　在国际移植学界面临的诸多医学难题中，丙肝患者肝移植后复发也是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随着国内丙肝患者的逐年增多，沈中阳的视线也在延伸，他研究出几条思路，四处寻找能够与他合作、一起研发药物和设备的厂商，最终与日本一家研究中心达成了协议，共同研制出一种表面带有与丙肝病毒亲和力很强的活性受体的生物膜，可吸附清除掉患者体内90%以上的丙肝病毒。

　　2004年6月，一位因丙肝在美国接受肝移植、术后复发丙肝的美籍华人，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求作二次肝移植。术中，沈中阳成功地实施了国际首例于术中在体外吸附清除患者丙肝病毒的肝移植术，从此开创出一条解决肝移植术后丙肝复发这一世界性难题的途径。临床表明，接受这种移植术的丙肝病人，目前为止尚无一例复发。

　　自开始肝移植的临床手术工作开始，沈中阳创新的步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跟随沈中阳一起工作十年、现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的郑虹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外科大夫，沈中阳最注重解决临床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他的科研创新工作都紧紧贴近临床，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从临床中来，再到临床中去”。

　　2004年，美国器官移植学会主席Busuttil 教授评价沈中阳和他的团队时说：“Their work makes China on the map.” (他们的工作使中国呈现在世界肝移植的版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