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描绘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和远景目标，并明确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明确立法权力边界。这为更好地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供了契机。之前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但是从现实情况看，这项任务的落实还十分艰巨。为此，必须加快税收立法进程，切实贯彻依法治国。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律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新形势下的新机遇、新挑战，决定了我们必须高举法治大旗，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法治引领深刻的社会变革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可以说，依法治国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分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以法治方式处理好国家与纳税人、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等多维度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税收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是最敏感的社会“神经线”。处理得稍有不慎，便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因而更加需要以法律来科学界定各方关系，从而实现纳税人依法纳税、征税机关依法征税、国家依法取得财政收入，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在税收领域，税收法定原则在学术界讨论还是很多的，它指的就是国家征税要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征收。现在中国有18个税种，其中有3个是全国人大立法征收的。税收立法是全国人大的法定权力，这3个税种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其他的15个税种，目前是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通过制定税收的暂行条例来征收的。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形成有历史特殊性。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授予国务院拥有税收设置的权力，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一现行税收授权立法方式有利有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依法治国理念和实践在深化，必须用明确的立法规范税收行为，这个超长时间的“授权”，确已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也对此作出了相关要求，明确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立法与改革应当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转型的关键时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已成当务之急，意义重大。其一，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符合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的精神，符合建设法治中国的发展趋势，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实现税收法定，可以避免征税的随意性；推进税收法定，有利于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对于当前社会上广泛关注的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的立法工作，严格的立法进程会减少不必要的阻碍和利益纠葛。其三，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也符合市场经济对税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客观需要，对保障公民财产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其四，税收法定对纳税人同样也是一种约束。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立法制度的不断完善，相关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一个严肃、系统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建立完善的税法体系不是在朝夕之间能完成的，需要顺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循序渐进。比如，要求短时间内将所有税种都进行立法，可能并不现实，更为理性的选择是分清轻重缓急，将条件相对成熟、社会关注度最高的税种先行立法，这也符合市场经济对税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客观需要，同时能更好地保障公民财产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因此，进入新的时期，要更好地贯彻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推动税收暂行条例能够上升成为法律，尤其是一些经过实践检验比较成熟的、具备立法条件的，要尽快推进。二是要加强对新税种的立法工作。譬如，社会上比较关心的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等。总之，更好地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建立完善的税法体系，是民之所望，尽管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但只要全社会在认识和决心上达成一致，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在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从而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曹静韬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