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少人在意悦宾饭店门口挂着的"中国个体第一家"的牌子。到饭点儿的悦宾饭店虽然已不再人声鼎沸，但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的创业故事依然让人难忘

　　1980年9月的一个下雨天。北京中国美术馆正门对面的翠花胡同。细小狭长的胡同里黑压压挤满人，大家的伞撑成一小片天空。伞下面，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手里捏着网兜，有金发碧眼的记者，还有日本留学生……大家挤在一个简陋的小饭馆门前等待着。11点多，门刚一开，靠前的人群已经涌进小平房里。一位40多岁的妇女走出来有些惶恐和兴奋，她正是饭馆的主人——刘桂仙。

　　刘桂仙万万没想到，自己的饭馆会吸引来这么多顾客。小店里只有4张桌子，因为物资限制只有鸭子做的菜。就这样，饭馆外的胡同还是被围个水泄不通。36元本钱买的鸭子也都卖完了，刘桂仙只有向邻居借面粉做打卤面。这一天，小饭馆中午卖了50元，晚上卖了80多元。当天出版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的报道。

　　这家打破计划经济沉闷气氛的小饭馆，就是今天依然红火的——悦宾饭店。

　　今天，很少人在意悦宾门口挂着的“中国个体第一家”的牌子。到饭点儿的悦宾虽然已不再人声鼎沸，但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的创业故事依然让人难忘。

　　悦宾的创始人刘桂仙和郭培基夫妇，原先都是单位食堂里的厨师。那时候，刘桂仙还是个临时工，两个人每月只有不到100元的工资。当时家里一共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因为收入太少，穷的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儿子都是半大小子，也是最需要钱的时候。一次，刘桂仙听收音机时，里边说到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刘桂仙一下子受到了启发，觉得夫妻俩都做得一手好菜，不如开个小饭馆，还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所有饭馆都是国家经营。刘桂仙是个急脾气，想到就要做，转天早上就跑到工商局去申请营业执照。到了工商局，刘桂仙说想开饭馆，工商局的人就问她有屋子开吗？刘桂仙说有，可以把自己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刘桂仙回答：“上房睡，上房顶睡去。”办公室的人听完全笑了起来。最后，工商局的人劝说刘桂仙回家，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我们这里解决不了。个人开饭馆，国家没政策，我们不敢批啊。

　　因为当时私人经营还没有先例，所以成了件新鲜事，一个记者知道这件事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不久以后，工商局的人找到刘桂仙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就这样，刘桂仙的小饭馆梦终于实现了。

　　4张旧的小桌，10多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就这样，在胡同里的几挂鞭炮声中，中国第一家个体饭馆总算开张了。悦宾开张那天，刘桂仙和老伴贷款的钱都用得差不多了，只剩下36元。刘桂仙就拿着36元钱到朝阳菜市场买回来4只鸭子，再把4只鸭子分别做成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地卖。“第一天关门后，刘桂仙夫妻俩算计了一下，赚了40多块钱。那就是她老伴一个月的工资啊。俩人感到特别激动。

　　北京晚报的记者王达人知道了这件事，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闻。当天晚上，一篇不足百字的《本市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今天开业》的报道在《北京晚报》头版中出现。第二天，《北京晚报》又在头版刊登了一篇新闻特写《“尝尝看”笑语满堂》，还同时配发了评论文章《尝尝看，好！》。悦宾从创办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了文字记录。

　　靠着一个星期卖鸭子的收入，刘桂仙有了第一笔流动经费。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刘桂仙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票，只有去河北、天津赶农民的集市采办。当时刘桂仙夫妇不敢雇人，因为老伴还要上班，就刘桂仙自己一个人买办、搞卫生、做菜，实在忙不过来了，饭馆只能在晚上营业。

　　悦宾的菜出名了，不仅因为它是中国个体第一家，还因为这里的菜好吃又便宜。后来，来悦宾吃饭的更多了。4张小桌，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要排号，最长时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刘桂仙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打电话通知。在这个排号的队伍里，有大使、外国专家、记者。那时候，外国客人手里都拿着一个自制地图，有的还是复印件。原来是大使馆里的人互相传唤，最后北京的老外都知道悦宾了。

　　如今，悦宾饭店依然在胡同里，像一个历史符号，记录着那中国改革开放最难忘的一页。

　　（冯琳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