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通讯

　　勇士自疆场归来

　　——追记“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

　　他的生活，原本离我们很远。

　　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人们享受着生活，似乎没有必要去了解他，认识他，记住他。

　　他活着时，也从没想过让人们记住他。所在单位宣传干事辗转找他采访时，他总是婉拒，他说成绩不属于他，属于整个团队。

　　他的一生，活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是一介书生，用自己的毕生智慧和心血，矢志报国、忠贞不渝；他更是一位勇士，几十年默默为国铸造“神剑”，守卫和平，护佑家园。

　　两个半月前，他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场”。

　　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前，社会各界两千多人来为他送行，人们鞠躬、敬礼，眼噙热泪。长长的吊唁队伍，排头打出“雷震海天”，是在向他的一生致敬，更是后来者的接力前行！

　　他是“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院士。

　　有一种信仰，深入骨髓、矢志不渝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两张黑白照片，一张照片上，28岁的他在英国求学，西装革履、英姿勃发、春风得意；另一张照片上，晚年的他面容慈祥、笑容和蔼、目光清澈。

　　逝去的青春，在两张照片间静静流淌。也许在最初的岁月，他并不曾想到，最终会选择将生命和导弹紧紧相连，去担负一个国家和民族沉甸甸的责任和希望。

　　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在一艘沿长江逆流直上的客船上，年轻的黄纬禄久久站立在甲板上，眺望滚滚而下的长江流水和两岸青山，心情沉重，激愤难平：泱泱大国被人欺负，这究竟是为什么，怎么做才能振兴民族，洗净屈辱？

　　多年后，黄纬禄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的抱负：寻找一条可以使风雨飘摇的祖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道路。为此，他选择了出国深造、科学救国。

　　1947年，从英国伦敦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毕业的他，本可以凭借丰厚的待遇留在国外，但他毅然回国。那时，国内内乱频起、民生凋敝。

　　生我养我的祖国啊，积贫积弱的祖国啊，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归国的轮船上，黄纬禄的心情激动而又沉重。

　　回到国内，面对周围伸向自己的橄榄枝，原本可以选择做一个象牙塔里避世的副教授，他却一次次想起长江客船上的追问，并最终选择投身实业救国，到无线电研究所任职。

　　人生有太多的“也许”，但在黄纬禄的人生字典里，所有的“也许”都服务一个信念，那就是“祖国利益至上”。

　　1956年，北京，春寒料峭，在中南海的报告会上，黄纬禄听到钱学森关于建议“两弹”为主体的国防体系的报告，内心深处再次触动。他想：新生的中国受欺负，啥时中国人自己有导弹、原子弹，腰杆子就能挺直了！

　　随后，国家决定把一些从事科研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和导弹有些关联的人员调入国防部五院，黄纬禄被抽调进入五院二分院，并担任控制系统负责人，从此走上导弹研制之旅。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1964年6月，东风二号取得圆满成功，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一页！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在核试验预定地点成功爆炸，震惊了世界！

　　在此期间，黄纬禄积极参加了我国“八年四弹”等重大规划的制定，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研究、探讨……在陌生的领域里，他毫不畏惧。然而，就在事业如火如荼开展时，“文革”发生了。

　　作为技术专家，黄纬禄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迫“靠边站”。

　　即便如此，他仍然坚守着心中的信念。他在日记本上抄下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那时，他每天坚持到工作现场去，给大家倒茶水、送仪器。干杂活时，就帮着作试验记录，有时把自己看到的、觉得不妥的问题带回家偷偷计算，再把结果告诉当时有发言权的年轻人。

　　1970年初，黄纬禄迎来了事业的春天，他被安排到地(潜)地固体导弹总体部当主任，他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于1982年研制出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导弹——“巨浪一号”，使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他和导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晚年的病床上，有人去看他，他还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

　　为什么他这么爱导弹？

　　秘书吕慧英告诉记者，他不只是爱导弹，而是爱航天爱国家。晚年时他一直念叨着要看三件事：奥运会、世博会和两岸和平。

　　“只要有中国参加的国际赛事，黄老都要看，有一次我一大早就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中国跳水队又得冠军了，兴奋得像个孩子。”吕慧英说。

　　有一种奉献，默默无闻、无私无畏

　　永定路，地处北京城的西边，与八宝山仅相距几公里。

　　黄纬禄从调入二分院的那一刻起，就和战友们立下了“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的誓言。

　　控制系统好比导弹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导弹飞得稳、打得准全靠它的性能。黄纬禄带领一帮毫无导弹知识的大学生一起搞导弹，一切都从零开始，创业的艰难可想而知。

　　边干边学！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他鼓励大家：“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上一个台阶就离山顶更近一步。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上爬，就可以爬到山顶。”

　　中国导弹研制是从仿制开始的。但是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撤走全部专家，航天人的“徒步攀登”注定只能靠自力更生。

　　尽管此前成功仿制出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但在此基础上我国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却遭遇挫折。

　　发射几秒后，导弹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然后是发动机起火，21秒时导弹失控，69秒后导弹坠毁……

　　压力让黄纬禄窒息得难受：导弹控制系统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起飞的一瞬间就失灵了，和发动机起火有没有关系……千头万绪的问题一齐涌来，他的情绪十分低落。

　　因为工作保密的原因，航天人一直奉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准则，即便长年生活在与科研楼一墙之隔的家属区，家人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一无所知。面对各种压力，黄纬禄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

　　晚年时的黄纬禄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东风二号的工作人员辛辛苦苦这么长的时间，结果弄出的这个宝贝，却失败了，大家非常痛心。“但失败也不可悲，往往从失败中取得的教训，比成功取得的经验还要宝贵。更重要的是，学费不能白交！”

　　发射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昼夜温差大，风吹石头跑”。长达7个多月的严冬让人望而却步，一年中最冷到零下34摄氏度，酷暑最热时达43摄氏度。

　　有一次他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发高烧。晚上试验队加班，同志们嘱咐他好好休息，可等大家走后他一个人摸黑步行一公里又赶到了加班现场。

　　“黄总，您怎么又来了？不是答应好好睡一觉吗？”

　　“我睡不着，还不如来看看，心里踏实！”

　　“黄总您回去吧，您是不是对我们不放心啊，我们肯定不偷懒。”

　　“来都来了，就让我们一块吧。”

　　软磨也好，硬泡也好，他就是不回去。试验队另外一位领导无奈地摇头说：“黄总呐，我们可真拿你没办法！”

　　只要提起工作，天大的困难，他都要克服。

　　航天科工二院原副院长、黄老的同事王文超回忆，酷暑季节，“巨浪一号”在南京长江大桥做试验，导弹壳体内温度高达50多摄氏度，快60岁的黄纬禄坚持进入壳体，手背还受了伤。

　　对父亲工作知之甚少的黄道群，至今都记得试验后看到回到北京的父亲：“他身上几乎长满了痱子，痒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干脆泡在凉水里。”

　　海军某试验基地高级工程师、部队参试人员黄莉亚向记者回忆起一件事时，忍不住泪水涟涟。“有一次部队搞了一个训练项目要做鉴定，本来我准备了书面材料交给他，没想到87岁高龄的他一听说这事特高兴，一定要坚持亲自来现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出京。当时官兵都很激动，很受鼓舞，大家从没想到能请得动这样一位大科学家。”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黄纬禄等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年，他83岁。获得党和人民的肯定，是莫大的荣耀，但由于工作的保密性，即便是获奖，也极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有一种责任，一诺千金、一往无前

　　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展导弹核潜艇已经势在必行，被列为当时国防科研“三抓”工程之一。

　　如果说液体导弹曾经从苏联得到一些借鉴，固体导弹则没有任何资料和图纸以及仿制品，起点高、技术难度大，加之要重点解决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技术等难题，这对中国导弹研制队伍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

　　一纸调令，黄纬禄从液体导弹研制岗位调任固体导弹型号总体部任主任。他凭借在技术上的影响和个人魅力，组建起了一支固体导弹研制队伍。

　　54岁的他重新开始学习，这次他的老师是他的下属。

　　航天科工四院型号总设计师，曾任“巨浪一号”副总设计师的侯世明，从黄老调入就一直和他共事，向记者回忆说，当时黄老很刻苦，主动找大家聊天，说自己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对总体很不熟悉，请同志们把他当小学生一样教起，请大家多帮助。

　　“黄总很谦虚，不论大事小事都很动脑筋，思维很敏捷。”侯世明回忆说，黄总刚去时，院里要开展一次地球旋转对射程影响的计算，当时计算量很大，需要请计算站算参数指标等。他把计算的任务书交给了黄总，按例领导签完字计算站就开始执行任务。黄总看了半天，就问：“这个我也不太懂，但你看这个算一半行不行？”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地球是对称的，计算南纬35度和北纬35度是一样的，一下子计算工作量就减少了一半。”侯世明说。

　　黄总常说，导弹是一门综合技术，任何一个技术权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便是领导者，也必须先当学生，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问，问明白以后就懂了。很快，他便成为总体设计的内行。

　　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艰辛。

　　在开展固体导弹正式试验前，我国已经向全世界发布了某公海海域的禁航报告。

　　然而，头一发导弹发射失利了。

　　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在大家心头。问题分析会气氛紧张。

　　“我是总设计师，我来负主要责任！”黄纬禄挺身而出。大家望着连续几天彻夜无眠、满眼血丝的总设计师，多少委屈烟消云散，眼含热泪埋头查找原因、解决问题。

　　问题解决了，第二发导弹是否打，何时打还要等上级的指示。这时距离国家发布的禁航结束时间不远了，有些同志却还有疑虑。

　　黄纬禄又迅速回顾了试验各个关键环节，周密思考后，向北京报告：“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建议按时发射，不再延期。”之后，北京回答：“我们尊重第一线同志的意见。”

　　1982年10月12日，当发射按钮按下去，渤海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直冲蓝天，冲天的水柱化作层层水帘，尾部橘红色的火焰染红了天与地……

　　十分钟之后，喇叭里传来令人振奋的声音：“末区发现目标！”“弹头命中预定海域！”

　　这次发射标志着我国具有了二次核打击能力，使中国人的腰杆在国际上挺得更硬、更直！

　　可是成功的背后，是顶着巨大压力的黄纬禄忍耐着巨大病痛的折磨。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十分诧异，这个消瘦的人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会落得一身的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

　　那一年，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减了22斤。人们说，黄老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补在导弹上了！

　　干导弹事业，总是意味着高风险、高压力。参加“巨浪一号”核潜艇试验的侯世明告诉记者，每次出海试验前，试验队员都到码头列队。当时黄总就把他单独叫出来，连连嘱咐：“现场出了什么问题，少汇报，大胆做主！该做什么做什么，出了问题我来承担！”

　　在遭受连续失利的重大挫折后，1988年，“巨浪一号”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黄老一到时任院党委书记的王可立面前便喊着“罪臣向你报到！”“当时看到年迈的黄老这样，我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慌忙扶住他，对他说，您哪是罪臣，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啊！”王可立告诉记者，现在想想，黄老当时要承担多大的压力和责任啊！

　　有数据显示，“巨浪一号”研制工作的单位共有109个，3万多人，涉及全国19个省市、10个工业部门。由于导弹武器研制的系统复杂性，加上大家都没有研制经验，从技术到人员到产品再到时间节点，如果没有精准的统筹兼顾和协调管理，根本无法完成。

　　一度，大家在会上发生争论，拍桌子大嗓门问题依然解决不了。由于首次研制心里没底，看似简单的一个指标，每家单位都留足自己的余量，结果导致总体上衔接困难。

　　“科技人员因技术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一方完全有道理，一方完全没有道理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紧要关头，黄纬禄召开首次总师扩大会，他静静地听完各方意见，要求大家全都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难点。“这样的风险要共同来承担，不能出了问题相互埋怨、指责。”他说。

　　黄老所倡导的“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四共同”原则，如今已经成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思想在实践应用中的“金科玉律”，成为航天系统工程协同工作、解决问题的法宝。

　　有一种情怀，大爱无言、下自成蹊

　　干的是国防大事，可对家里，黄纬禄顾不上太多，对妻子、对家人有太多的愧疚。

　　妻子刘汉菊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留校任教，因配合他的工作转行。平时，她承担了家里全部家务。

　　2000年3月，妻子忍受着肺癌的痛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妻子去世前一天，说自己的脚疼得难受，黄纬禄搬来凳子坐在妻子床前，用双手为妻子搓脚，默默地搓了几个小时，不言不语……

　　“文革”受牵连的大女儿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距离女儿参加成人高考50多天，他每晚都要给女儿补习功课。有一阵子在京西宾馆开会，每天中午他利用午休时间骑自行车回家，给女儿讲上20分钟，随便扒上几口饭便又匆匆骑车返回宾馆开会。

　　“父亲对家人的爱是朴实的，他对周围人的爱同样深沉。”黄道群说，有一次父亲听说从前的一个秘书生病了，愣是走过去爬楼去看望秘书，让秘书感动不已。

　　“文革”时，单位里一个女技术人员怀孕了仍然住在集体宿舍，跑来哭诉，当时黄纬禄已经“靠边站”了，管不了她的事，可是仍然腾出家里的房子，让她住进来。“女同志一家一直住了好几年，直到工作调动才搬出我们家。”女儿说。

　　他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吕慧英说，作为技术领导，黄老在开会时担心上厕所耽误听大家发言，他会在会议前一个小时就不再喝水。黄老在作会议发言时，秘书不用帮他准备发言稿。“黄老会聚精会神地听会，并结合会上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发言，大家听了都心悦诚服。”

　　晚年时，他的家有时就成了办公室和课堂。航天系统的技术专家、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团员青年、试验基地的军官士兵、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外地的求学人士纷纷前来求教……

　　“每次有人来，虽然父亲身体很虚弱，他都会让我们提前帮他穿戴整齐，他一定要以最好的姿态接待客人。”黄道群告诉记者，“去年，有一个外地来京的大学生暑期‘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的师生前来拜访。当时父亲视力很差，手也抖得厉害，在我的帮助下，他颤颤巍巍地写下了‘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的寄语，这也成了父亲最后的绝笔。”

　　让他牵挂最多的还是导弹事业。每有重大试验或关键节点，黄纬禄还常常亲临一线，甚至远赴试验基地，现场指导。同时，黄老一直关心航天事业发展，积极参与载人航天和嫦娥工程论证，献计献策，发挥余力。

　　“黄老密切关注型号发展，他是想知道的多，想了解的多。如果听到顺利，他打心眼里高兴。如果遇到不顺利，他就会动脑筋，绞尽脑汁帮大家出主意。”侯世明说。

　　黄老逝世前几个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前往探望，病床上的黄老了解到导弹的最新研制成果，连连说：“你们干得比我好！希望在你们身上！”

　　2011年11月23日，他永远闭上了双眼。

　　这一天，茫茫戈壁、万里海疆等不来勇士的再次造访。

　　然而，勇士自疆场归来，步伐稳健而坚定，笑容安详而温情。在勇士战斗过的地方，无论是狂风走沙、条件艰苦的试验基地，还是灯火通明、刻苦钻研的科研场所，神剑静静伫立，红旗久久飘扬！

　　勇士归来，千万将士止戈沙场，亿万百姓共享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