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刘铮、李延霞）来自境外的25．5亿元人民币贷款，一个月前打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的账上，这是上港集团今年以来的第四笔境外融资。

　　“境外融资的综合成本约4．91％，比境内基准利率低100多个基点（1个多百分点）。仅利息开支一项，每年可以节省约1．8亿元。”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的话，让备受融资贵困扰的国内大部分企业家们羡慕。

　　江苏丹阳双仪光学器材公司总经理马云燕告诉记者，中小企业很难享受到基准利率，一般企业从银行拿到贷款的实际年息在10％甚至更高，有的用民间融资最高月息达到四分。

　　7％出头的利率就能使得负债10年翻番，国内中小企业10％甚至更高的实际融资成本，与不到一半甚至更低的国外融资成本相对照，形成了巨大反差。

　　“只有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才能国内外一个价格。所以问题直接成因在于，中国国际收支项目下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分析指出，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除试点的上海自贸区外，境内企业无法从境外融资，而且上海自贸区境外融资只能借人民币，如果借美元可以更便宜。

　　目前，欧美国家为支持经济恢复增长，普遍采取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长时间实行量化宽松，欧洲央行甚至在推行负利率政策。作为成熟经济体，欧美早已告别了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而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两倍于经济总量，正在经历去产能、去杠杆的转型，只能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

　　“分析中国融资贵，不能不看到，产能严重过剩使得风险提高，银行由此提高了风险溢价，贷款普遍在基准利率基础上进一步上浮。”曹远征直言。

　　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ＰＰＩ同比下降1．8％，降幅比上月扩大了0．6个百分点。ＰＰＩ已连续32个月负增长，企业经营风险的确在上升。

　　“风险上升—利率走高—风险进一步上升—利率进一步走高”的恶性循环如何破除？国家已采取定向降准、小微企业贷款“两个不低于”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需要更为开阔的思路和更为综合性的措施，特别是要靠深化改革来突破。

　　“缓解融资贵问题，最好是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相结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可以加强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比如采取财政贴息等办法。”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建议。

　　曹远征认为，要加大清理过剩产能力度，这是从源头上解决经济风险大、贷款风险溢价高的根本办法。不然，一些“僵尸企业”仍然占据信贷资源，相关企业还在进行无效生产。淘汰过剩产能，银行需要做好准备，承受一定的坏账损失。

　　缓解融资贵问题，就要改变“大银行服务大体企业”的银行业格局，改变企业主要靠从银行贷款、过于依赖间接融资的融资格局。

　　“服务小微企业，需要发展众多民营中小银行。指望大银行弯下腰来一心服务小微，不太现实。应当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中小银行会以服务小微为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民营银行今年虽然有所突破，但与实际需求相比，推进力度应当更大，进度应当更快。

　　相比银行贷款而言，直接融资成本更低，缓解融资贵离不开直接融资的发展。

　　“要通过资本市场发展，为小微企业补充资本，这才是上策。”曹远征建议，尽快出台小微企业股权投资和交易的相关政策，加快创业板、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宽广的路径和较低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