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一爆冷，就必然在意外处爆发热闹。我不懂电脑，更不会上网，平时座机手机总保持静默状态，多少年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文学翻译的平静生活。10月9日晚，事起突然，我的座机和手机同时被打爆，我拿起话筒，还未听清是什么事，手机又铃声大作，不敢怠慢，赶紧接听，顾左顾不了右，一时懵了头，不知该如何应付。忙乱中，话筒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北大才俊青年教师程小牧打来的，她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莫迪亚诺，评奖委员会联系不上莫迪亚诺，祝贺你啦！”

　　联系不上作者，特来祝贺我，怪不得手机座机都打爆了，对诺奖的热情总得找些意外释放处。曾几何时，国人等诺奖不来，颇不耐烦，难免发些怨言。莫言获奖，形势突变，国人对诺奖热情空前高涨，甚至期望今年再发生奇迹，由诗人北岛蟾宫折桂。即使花落莫迪亚诺家，媒体记者的热情未始稍减。因而将我卷入这场热闹里面。这样关心文学奖项，也是可喜可贺的现象。程小牧祝贺我的情由倒很实际：她知道我翻译出版过多部莫氏小说，可望借获奖的声势扩大销量，多拿些稿酬。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迪亚诺，你不感到意外吗？”这是媒体记者在电话采访中出现频率最多的问题。我的回答也很简单：虽感意外，也在情理之中。感到意外，是因为他并非热门人选，况且，六年前获得诺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同属“新寓言派”，自然不好设想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会连续获奖。虽说意外，但并非偶然，全在情理之中。其实，流派云云，不过是为了方便文学史的编写，把同一时期相近的一些作家拉在一起，贴上一个标签，两位作家都采用了新式寓言的表现手法，仅此而已，其余的一切都大相径庭，可以说风格迥异，都各具特色。这里不宜细说，只需指出一点：莫迪亚诺坚守同一个主题，勒·克莱齐奥则不是。

　　将近五十年的写作生涯，发表三十余部作品，总是表现同样的主题，恐怕只有莫迪亚诺做到了。仅就翻译过的作品：《星形广场》、《环城大道》、《暗店街》、《一度青春》以及我校对的《夜巡》而言，主题无一不是追寻迷雾重重的过去。这些作品的情节大抵是通过记忆的片段、旧物、旧照片、关联的人物，乃至传闻等蛛丝马迹，从失忆、失踪、失迷、失真中重构二战期间那段经历，找回自己，找回父亲，找回青春，确认主人公的身份。翻译这几部小说时，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仅从文本就能体会出作者在重复同一个寻找的主题，在迷茫中寻找迷茫的过去。这些作品犹如回旋曲，反反复复演奏着同样的旋律。

　　现在，终于从作者那里得到印证，就在半个月前，法国杂志《电视全览》对他进行一次专访，他回答这个问题说，“总是写同样的主题和意象，我写作的时候毫无意识，是后来才觉察到的。”稍后又进一步解释：“人们可以说我同样的主题，我童年的那些事，而记叙的角度是发展的。”也就是说，通过记忆寻找过去，这是他所有小说的共同主题，至于具体寻找什么，寻找的具体过程，每部小说又各不相同，各呈异彩和魅力。

　　异彩纷呈的魅力，赋予了同一主题以巨大的文学价值。想必正是这种坚守如一的特点，打动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因而有这样的授奖词：“他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最不可把握的人类命运，揭露了占领时期的生命世界。”

　　“记忆的艺术”就不是单纯的记忆，而是化为幻想，化为梦游，化为艺术的记忆。在《暗店街》里，这种记忆化为类似侦探小说的作品，作者以探案的手法，在茫茫的人世中，在疑窦重重的旧迹里，寻找自己遗忘的身世。在《夜巡》中，这种记忆则化作谍战似的小说，却与谍战毫无关系，写一个青年无意中充当了双重间谍，同时为法国的伪盖世太保和秘密抵抗组织效力，在极度紧张、恐怖、诡异的气氛中，寻找丧失的自我，既富有悬念，又颇具魔幻色彩。再如在《环城大道》中，这种记忆又化为一种黑社会走私集团的故事，为探清父亲是走私集团的成员还是盖世太保追捕的犹太人，不惜打入走私集团，全书始终仿佛在讲述一场梦境。在这些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无法把握，汇聚起来便构成了“最不可把握的人类命运”。

　　至于授奖词中“揭露占领时期的生命世界”，这话本不错，欧洲人对二战的记忆太深刻了，然而莫迪亚诺的作品时代背景大大淡化了，算不上二战小说。书中的痛苦回忆，难以把握的命运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地域和二战时期。

　　◎李玉民（作者为莫迪亚诺《暗店街》、《星形广场》、《环城大道》等小说的中文译者。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二十余年，译著五十多种，约有一千五百万字。主要译作小说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