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和市场操纵让个别人牟利会加剧这种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在各个行业中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还包括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

　　--托马斯·皮凯蒂

　　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联合创建人及该院教授

　　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逝去之后，人们已经很难见到经济学家的作品会像《21世纪资本论》这样，引起如此之多的赞誉应和，以及同样显著的争议和抨击。这本书定名为《21世纪资本论》，既有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之意，更富含了超越之意

　　《21世纪资本论》一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了资本的形成、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的规律；第二部分解析了18世纪以来英法德美四国及全球其他经济体，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间的分配前景；第三部分浓墨重彩地开展了对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的由来、历史动态变化、相对关系、未来前景等重要命题的探讨；最后一部分则提出国家和全球两个层面的公共政策建议，希望借助真正有效的资本监管手段来遏制不平等，避免发生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巨大风险。

　　该书取用了书作者带领的团队所建立的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中的数据，其中包含了近代以来主要国家收入不平等演变过程的最大的历史数据库，还使用计算机技术收集和处理了其他相关的海量数据。

　　财富的趋同及破坏力量

　　战争、意识形态、税收和金融政策、各社会主体的力量对比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远远大于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带来的趋同效力

　　皮凯蒂认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全球层面，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财富和收入发生趋同效力的主要机制，都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这有赖于对外开放和贸易，以及一个国家调动资金的能力、鼓励大规模教育和培训投入的体制、国家和司法系统的稳定高效运作等几方面条件。但是，无论是传播知识和技能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在促成后发国家追赶先发国家、低收入阶层追赶高收入阶层的趋同过程中，都可能被强大的敌对力量所击溃，从而让差距拉大到更大。

　　而从英法两国的历史数据来看，政府形成公共债务将创造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从而推高私人财富，反过来，食利者阶层会推动政府通过对外作战、殖民等方式进一步推高债务。这期间，英法两国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指数相当惊人。而在二战后至1980年代之间，英法两国积累了相当的公共资产，通货膨胀也大幅削减了公共债务的价值，这期间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指数降到历史低点。1980年代之后的私有化运动，再次创造巨大的公共债务、政府赤字，食利者阶层所占份额重回高点，社会变得再次极不平等。仅此已能证明，战争、意识形态（各种政治力量如何看待垄断、国家干预、国家资本等问题的正当性）、税收和金融政策、各社会主体的力量对比等因素，所形成的力量远远大于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带来的趋同效力——不幸的是，这里提到的“力量”，绝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对趋同效力的“敌对力量”。

　　德国为代表的样本则说明，战争、通货膨胀及由此带来的外国资本组合大幅减少、储蓄率降至冰点水平，对于资本收益的严重影响。而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在欧洲及其他几大洲的许多国家，如果出现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态势，将因此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资本收益水平将因此大大超出劳动收入的增长水平。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了这种发展特点。

　　世袭中产阶层的背后

　　皮凯蒂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经常鼓捣的观点，比如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可以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

　　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出现过长达几十年的大政府流行时期，这个世纪的末端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则为21世纪初风行一时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的重现创造了条件。如果以不平等指数来分析，20世纪显现出一个典型的U型框架。《21世纪资本论》一书首先从个人层面的不平等与分配问题入手探讨，指出18-19世纪，即经济学家通常所称的资本主义上升期阶段，恰是最最典型的承袭制资本主义，依靠遗产所可能获得的（资本）收益要远远大于劳动收入所可能带来的收益，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严重。而在1980年代及之后，欧美世界再现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的财富分配特点。当然，当代的不平等也表现出一个全新特点，即所谓世袭中产阶层的出现。

　　世袭中产阶层的存在，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表面上看，这是从19世纪及更早以前的食利者社会，向经理人社会的转型的产物。数据显示，在前1%的上层人群中，资本收入最为重要，而其后的9%人群，劳动收入占据主导地位（加起来组成薪酬最高的10%人群）。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兴起的全球贸易热潮、互联网狂飙、私有化浪潮有关，最富有的1%比起其后的9%的收入增长更快，以美国为例，前1%人群占据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70年代的9%上升到20%，而其后的9%人群占用的收入从24%增长到28%。前1%人群也包括华尔街投行、美国顶级企业高层，其不仅为自己开出了慷慨薪酬，而且很好地利用了资本收益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的特点，将获得的高额财富通过资本市场赚取到更多收益，这期间美国等多个国家政府对高管薪酬和流动资本均降低了征税，从而事实上起到了对富者愈富的激励效应。

　　皮凯蒂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经常鼓捣的观点，比如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可以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他在书中通过对劳动收入和继承财富的长期变化态势的详细分析指出，依托资本市场，遗产收益水平将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劳动收入增长率，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渐趋拉平，资本收益率会不断提高，财富积累过程还会进一步加速并变得更不公平。

　　《21世纪资本论》以30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归结指出，收入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加大，是经济和科技理性的体现，但这很可能侵蚀民主理性，“现实情况证明，民主和社会工作需要其本身的社会机制，而不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事实上，各种体制背景的国家和地区，近些年都曝出极富阶层借其财力，凌驾于民主与法治程序之上的普遍现象，皮凯蒂的这项呼吁并非某些批评人士所说的空穴来风。

　　书中也指出，而今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相反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受到的敌对力量不同，呈现出加大的趋势。越是抗拒自由贸易、掀起封闭保护民粹浪潮的国家，就越可能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落败，与其他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可能拉得更大——这对于民主理性和国际和平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如何遏制进一步扩大的不平等

　　征收全球资本税。这是《21世纪资本论》最为著名、引发了最多争议的观点

　　《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一揽子政策建议。首先要为遏制进一步扩大的贫富差距、不平等趋势出台社会政策，包括加大教育投资和养老保险投资。皮凯蒂指出，美国、法国以及以此两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的国家，必须致力于提高大学招生过程的透明度，要谨防精英阶层通过种种名义垄断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大学学位的权利。而在养老金体系方面，应以资本化的养老金体系来替代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

　　其次，对累进所得税作出反思和调整。而今在大多数国家，顶层收入者所缴纳的税收，事实上是累退的。美国自里根政府到小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减税政策，也正是以取悦顶层收入者为核心的，这对财产分配不均的动态影响相当显著。皮凯蒂认为，对高管薪酬征收较高所得税，将有助于打破世袭中产阶层的固化。

　　第三，征收全球资本税。这是《21世纪资本论》最为著名、引发了最多争议的观点，皮凯蒂承认这在现实政策领域，很可能无法获得采纳，更会引发流动资本和顶层收入者的强力反对。但他强调，“如果民主政治想要重获21世纪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权，它就必须创造出新的工具来应对目前的挑战”，建议征收全球累进资本税，配合非常高度的国际金融透明度，打破流动资本和顶层收入者借避税天堂等方式逃避税赋义务的操作模式。很显然，如若“全球资本税+国际金融操作高度透明”得以实现，我国纪检监察机关将可以轻而易举揪出敛聚民财的“大老虎”和一众“硕鼠”。

　　第四，通过资本税、通货膨胀和财政紧缩，积极削减公共债务，避免新世纪再度形成18-19世纪的食利者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