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

　　■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林毅夫档案

　　林毅夫，男，1952年10月15日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籍贯福建省漳州市。著名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并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教育背景：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78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

　　工作简历：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200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等。

　　2008年6月，我有幸出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的祖国的志向。

　　反思主流经济学理论

　　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部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学会了这部真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来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譬如，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这本书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为了这些产业仍然被认为是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所必须有的“先进产业”，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隐性”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高，代价会比之前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比双轨、渐进的改革严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我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

　　构建新结构经济学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从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2009年6月，我利用到世行工作一年时的一个内部讨论会，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侧重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侧重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2011年3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邀请我去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我借此机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作了演讲，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产生。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把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认为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思路决定出路，按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只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务实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施政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以支持内、外资企业利用该国的要素禀赋，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够迅速创造出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来，都有可能告别过去的命运，开启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和脱贫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