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

　　安倍示好中国是客观因素使然，具有一定的“受迫性”，并不代表安倍主观上将从此前的对华强硬立场后退。

　　9月29日，日本召开本年度国会临时会议，安倍在会上发表施政演说，称为了在中日两国间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希望能尽快实现首脑会谈，通过对话发展战略互惠关系。

　　自安倍上台以来，渲染“中国威胁论”几成惯例，几度提出举行中日首脑会晤，也是为了显示中日失和、无法举行高层会谈的责任不在日方。此次在国会场合，安倍罕见地放低身段，没有提及“中国威胁论”，反而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性”，真实含义是什么？是否意味着其执政立场发生了变化？

　　安倍示好中国，有时间因素在起作用。11月，APEC峰会将在北京举行，在峰会期间实现中日首脑会晤，是安倍内阁近期的外交目标之一。为此，日本已提前开启沟通管道。安倍之所以设定这样的外交议程，原因在于无法与中国领导人举行正式会谈，已成为其外交失

　　分的标志。在安倍任内，中日关系降到两国建交以来最低点，安倍难辞其咎。如果两国能举行首脑会谈，安倍就可赢回分数。

　　安倍示好中国，还有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安倍上台以来，通过量化宽松、财政刺激、刺激民间投资这“三支箭”，日本经济一度似有重振迹象，市场交投活跃。但今年以来，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作用迅速衰减，今年二季度经济突然衰落。日本内阁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GDP同比仅增长0.4%。个人消费降到零增长，导致内需对GDP的贡献由正转负。在无限刺激的政策背景下取得这样的数据，表明安倍经济学开始失效。提振日本经济，必须更多地依赖出口市场。但是，由于中日关系降到冰点，日本产品在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的占有份额也在下降。失去中国市场的支撑，日本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在这种情况下，缓和中日关系，稳定日本出口市场，保持安倍经济学的效应，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安倍经济学真的失效，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将面临严峻挑战。

　　由此可以看出，安倍示好中国是客观因素使然，具有一定的“受迫性”，并不代表安倍主观上将从此前的对华强硬立场后退。事实上，在接受国会质询时，安倍仍对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作了辩护。正是基于围绕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内阁上台后实施了一系列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民众感情的措施。近期，通过密集外交，安倍还试图在日美安保条约之外，搭建复合型安全体系以遏制中国。

　　仅凭口头言辞的变化，无法得出安倍对华政策转变的结论，也无法真正改善两国关系，为实现双边峰会创造条件。就此而言，安倍显示的诚意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