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科学完整透明的预算体系，他们同样经历从无到有打造预算国家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曲折不顺。时间差不多前前后后用了80年，这个过程对我国正在步入新的预算时代不无裨益。

　　20世纪初，美国政府预算采用总和预算形式，各部门只提供收支计划的总和。由于缺乏透明度，民众和议会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政府预算浪费和腐败现象严重，加之连年赤字和来自公众的压力，促成了政府预算制度的彻底变革。在这一背景下，纽约城市研究局首次提出了“绩效预算”概念。

　　自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案》颁布至“二战”结束之时，美国政府建立了分项排列预算制度，在严格设定定额和开支标准的前提下，以基数法为原则编制政府预算。这期间，由于“大萧条”的出现、“二战”的爆发以及1946年《就业法》的颁布，大大强化了政府预算职能，预算规模不断上升，同时对预算效率要求也越来越高，客观上需要新的预算形式提高财政资金绩效。

　　1928年成立的美国全国市政标准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的定义，绩效预算“是基于政府职能、业务与项目所编的公共预算。该预算最重要的任务是工作或服务的成就，及该项工作或服务将支付的若干成本。”这一思想随后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国防部和农业部的项目预算管理中进行短暂尝试，但由于现实中不能突破技术、政治、管理等方面形成的各种约束，绩效预算只是“昙花一现”，没能取得成功。

　　美国绩效预算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各部门的工作性质差别较大，且不可比，无论是绩效指标设计、工作量统计，还是成本—收益分析，需要大量繁重、复杂的工作；许多社会效益较强的政府活动难以用量化指标来评价，绩效无从考核；虽然绩效预算注重对产出进行分类和度量，但对政府目标、计划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关注不够，近期与中长期目标脱钩甚至背离，传统的会计系统与绩效预算的编制、执行也不相融合。绩效预算改革在美国遇到了严重挫折。但绩效理念与方法还是逐步为社会接受与认同。

　　1950年以后，美国政府预算改革虽然偏离了绩效预算的轨道，但对提高预算绩效的努力却一直并未放弃，相继推行了计划项目预算、企业化公共预算、零基预算、平衡公共预算等一系列改革，历时20多年，这些改革都包含了提高预算绩效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府部门由于存在机构臃肿、过分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级式指挥等问题，对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反应迟钝，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在政府治理结构方面创新求变。于是，绩效预算再次应运而生，史称新绩效预算改革。

　　新绩效预算将预算分配与绩效衡量加以结合，是对20世纪50年代绩效预算传统的扬弃和发展。1993年1月获得议会审议通过的《政府绩效和成果法案》要求政府机构重视预算项目绩效；2001年8月，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总统管理议程”议案，旨在提高联邦政府项目绩效；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引入项目评价体系（简称PART），从目标设计、战略规划、项目管理到项目结果都为项目预算提供了依据。

　　从目前来看，新绩效预算已在美国取得初步成功。这一局面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决策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和成本，最大限度地加强部门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决策执行、监督管理及提高预算决策的民主化和透明度，可以使政府更有效地对公众需求做出反应。

　　尽管美国绩效预算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绩效评估在行政部门中发挥着管理工具的作用，而对立法机关来说，他们在政府预算方案中面对大量效率数据时往往感到不知所措。再如，绩效预算中量化绩效目标的成本太高，量化难度极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指标研究和培训评估人员。再如，PART项目评估结果显示的绩效水平亟待提高。

　　实践表明，即便是经过80多年的持续努力，绩效预算之“果”也才刚刚开出一朵娇嫩的“小花”。客观讲，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依然不完全具备实行绩效预算的各种条件，当然也还有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与思考。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意义，切实把这项改革作为实现政府预算制度变革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艰巨性，从基础的绩效评价工作做起，从绩效能够充分显现的重大建设性资金项目做起，逐步建立覆盖政府预算全过程的绩效管理体系。当绩效理念和相关机制成熟后，绩效预算将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