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起予

　　上月，媒体爆出麦当劳、肯德基等跨国连锁餐饮企业使用上海福喜食品公司提供的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材原料，令舆论哗然。改革开放30多年后，当今中国社会对于道德的关注与思考，已使道德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观念之一。在这个过程里，“瘦肉精”、“毒奶粉”一类牵连千家万户、人人共愤的无良行为多半发生于市场进而影响到社会，因此学术界追究和探讨道德失范现象，着眼的多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其负面影响带来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道德失范由一种市场病症演化为社会病症，多见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今天思考道德和探求因果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讨论也不能不从市场和道德开始。

　　经济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义

　　市场经济为中国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是可以直观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市场经济有着其他经济模式所没有的优越性。若把这一面引入今天的讨论，则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具有如此优越性和生命力的经济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义？

　　“市场经济是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问题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其核心源自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人性本善为前提，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都来自于人性中基于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而《国富论》则以理性人为假设，认为经济的运行源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利己主义动机。两种对立观点矛盾地共生于同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之中。但是，如果深入地探究亚当·斯密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会很容易发现，尽管两部著作出发点不同，但它们的基本价值目标却是相同的，即除了有善的出发点之外，还要有产生实际功效的行为，两者的结合才能成就人类德行的圆满。

　　如果合伦理与经济为一体，那么概而言之，首先，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财富增长已经证明了该经济模式最具效率。这种高效性一方面源于市场机制本身激发了行为主体的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和潜力；另一方面，它特有的市场化机制使其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通过市场供求、价格体系使社会生产要素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这种有效利用最终形成的产品在数量上的增多和价格上的低廉，在产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里实现了市场和大众福利的联结。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当大多数公民的心态是在上升的生活水准中形成时，经过一定时间，这种差别会导致社会道德品性的正面发展”，他把这种因果关系称作“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其次，本义上的市场经济应当具有内生的公平合理性。如果没有内在的公平意识和外在的合理制度，追逐效率的自由竞争将难以持续，无法维持高效的生产性。市场行为因其自身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观性，能够以市场的调节和配置产生原始意义上的公平和公道，这是任何非经济力量，诸如政治权利、社会文化等都无法做到的。正是有了这种公平和公道，才能够不断扩展地区之间的开放和流通，使得人际间的交往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在跨国界、跨地区、跨集团的经济贸易中，使更多的经济成果和物质资源得以分享。而这种大众福利之所在，人类幸福之所在，应当是市场的道德合理性之所在。

　　社会泛市场化动摇道德根基

　　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显然并非人们乍看下的那样不相容。沿此锲入，把视野放到市场以外的整个社会作进一步思考，便会发现产生和存在于当今社会中的道德失衡现象，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张五常先生曾力赞“地方政府公司化”。持这一类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关键在于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县变成了经济实体，并因此而互相竞争，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秘诀。就30多年经济转型的实际过程而言，这一面的成效和影响显然可见。然而，“地方政府公司化”则不能不使本属市场规则制定者的政府同时成为市场竞争的参与者。这种“一身两任”的直接结果，不仅会大大扩展寻租空间，带来腐败，而且会使“公司化”的政府权力把市场法则引到市场之外。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公共领域的市场化。自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我们曾不加区分地把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公用事业、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社会公共物品一律视为“旧体制的堡垒”，力图用价值规律加以调节和改造，一度出现了政府的公共部门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向社会公众“出售”公共物品、参与商品交换的混乱局面。这种把市场法则当作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滥用的做法，最终会导致泛市场化，即社会的市场化。其间的明显错位在于：一，市场追求效率，因此会逐利，其最终的合道德性正是通过个体的追求效率实现，但社会守护的是公平正义，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整体和多数；二，市场崇尚竞争，因此会淘汰弱者，但社会是所有人的家园。两者之间的区别，正说明了泛市场化对于社会而言的非道德性。

　　这种泛市场化的产生和存在与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相伴随，出现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形成的历史环境之中。泛市场化还会进入不同个体的意识、取向和行为，由此形成的趋向和导向影响更广，其成因也更深。

　　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其真正难处在于改革的过程是从突破旧的规矩（制度、法规）开始，但旧规矩被突破的同时，短时间内不可能同步建立起新规矩。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处于既没有旧规矩、也没有新规矩的状态中，规矩是一种束缚、界限，有束缚才有所谓的秩序，而无序状态会唤出人性中的欲望，使个体没有节制地追逐利益最大化，并最终使得人和人之间不可物化的种种关系被化约为利益关系，概以市场法则处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深入到我们身边的泛市场化。在这个过程里进入中国，并助成了这个过程的，还有西方思潮带来的价值标准多元化。而一个社会的价值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种公认的是非善恶标准，因此能使人与人共处于同一种道德共同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的多元化实际上使社会丧失了价值，从而瓦解了道德共同体。要而言之，身处转型时期，新旧道德的冲突、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使得整个社会中催生出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对利益的追逐。该过程与中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发生，又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思想环境，使本来行之于经济交换过程中的市场法则很容易移入社会，使人际之间的种种非经济关系异化为利益关系。由此产生的整个社会的泛市场化，便不能不动摇以“义”相维系的道德根基。而在道德根基动摇的地方，常会缺乏诚信、公信、互信，人在其中，非常容易囿于一己之利，而淹没公共利益、他人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最终人间的同情、理解、出入相友和守望相助都会一点一点地流失，随同流失掉的，是这个社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反思我们所经历过的社会变迁中的这一面，我们才能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一点认识和理解。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