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律师除了要有专业素养，更要有明辨是非之心、不畏强权之心

　　我叫戴智勇，43岁，是专攻重大经济案件的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也是一位致力于法律援助的公益诉讼律师。作为一个从浙江温州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小时候的困难生活，让我从小就决心改变现状，并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弱势群体做点事情。

　　大学期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法学专业，但不巧的是，人大硕士毕业后我并没有成为职业律师，反而离初衷“渐行渐远”。参加工作后，在职读了法学博士，多年的学术积累又刺激了蠢蠢欲动的“律师梦”。因此，2006年我倾尽了所有积蓄进行创业，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律所创办伊始，我便成立了法律援助部，同时也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法援案件之中。

　　但万事开头难，我们空有一腔助人热情，却很尴尬地没有救助对象。由于律所成立不久名气不大，而且综合性律所不是专业的法律援助机构，因此基本不会有援助案子自动上门。

　　说实话，那会儿“好人难当”的情绪弥漫在整个法援部，“无案可做”的我们只能主动出击寻找案源。由于当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因此我也决定加入“讨薪大军”。

　　虽然知道欠薪现象普遍存在，但哪里的农民工最需要帮助？哪里是拖欠问题的重灾区？我们并不清楚，因此只能亲自去工地调查。

　　到了工地现场，怎么才能接触到当事人成了大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会带着律所的宣传单在各大工地徘徊，找准机会发给工人。可是，很难有机会和工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仅凭一纸宣传单，很难引起工人们的兴趣。

　　由于当年关于劳动纠纷的负面新闻很多，因而各个工地都对现场严加管理，看到我这样发传单的“异类”，工地管理人员会立即进行阻挠、驱赶，甚至是辱骂。

　　随着失败经验的积累，我也逐渐找到了“小窍门”。比如，去现场时，我会乔装成工人模样，管理人员盘问起来，就说找亲戚、找老乡。而且，工人午休时会在工地附近买盒饭，借着这个管理相对松散的时机，也可了解一些情况。

　　就这样，我的调查功夫越来越娴熟，也利用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帮助一些工地上的农民工要回了应有的劳动所得。

　　2008年夏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法律援助宣传单来到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工地现场。由于当年的金融危机，这片工地处于半停工状态，10来个工人情绪激动地举着“还我血汗钱”的牌子。

　　交流中得知，这些民工都是河北保定人，工地的老板也是保定人，工人们原本打算投靠老乡，谁承想反而被老乡拖欠了80多人100万元工资。正当了解情况的时候，工地几个管理人员拿着铁锹冲出来对我进行驱赶。我不服上前理论，结果管理人员一把就给我推了个跟头，甚至还要继续动粗。“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这也是我头一次遭遇暴力驱赶，我赶忙把几张名片塞给工人，扭头就跑。

　　回去之后，工人主动找我寻求帮助，并办理了授权书等相关手续，在充分调查取证后我们开始了诉讼。开始，我们赢得了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用工企业不服仲裁裁判向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败诉后又上诉到北京市二中院，我们赢得了二审终审转入执行程序。

　　但最后的执行遇到了困难，对方一口咬定没有可执行的财产，而从法院执行局的调查上看也确实如此。但是，以我对案件的了解，一定是老板有钱不给，而且绝对不能让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工人们提供的线索下，我决定拿着判决书去保定追债。

　　这趟追债路说来漫长，我先后7次去保定、用了10个月时间，寻遍了该老板的各个住处、办事处，甚至是他经常出没的洗浴中心，都找不到他的踪影。最后一次去保定的时候，终于在一处僻静的住处找到了老板，藏无可藏的欠薪老板“不堪其扰”，终于支付了工钱。

　　其实，做律师除了要有专业素养，更要有明辨是非之心、不畏强权之心，持心守正路才不会走偏，坚持正义和真理才能获得成功的垂青。

　　从2006年开始，我规定所内每个律师除了在自己的法律领域办案以外，每年至少要代理2起法援案件。至今，我们律所200多名律师已经累计受理了4000多件法援案件。而目前仅北京市法援中心、各区法援中心受理的援助案件每年就有两万件以上，可见需要援助的群体还是非常庞大的。因此，个人的力量很是微小，希望有更多律师加入到法援队伍中来，让我们一起用心中的阳光点亮弱势群体的希望，用律师的知识和严谨守护正义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