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欧债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希腊历届政府多次在债务危机中倒台，但无论谁上台，都无法解决财政“入不敷出”的现状，为此不惜采取拖延甚至赖账的策略，特别是近半年来，希腊无法真正被欧元区援助机制承接，与欧元区的博弈进入了白热化。

　　6月30日，希腊政府需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亿欧元贷款到期，但它既无法从国际债权人那里得到新的资金，也无力偿还这笔资金，违约已成事实，市场多数预期这会进一步导致希腊“退欧”风险失控。

　　希腊债务危机在当前的欧洲似乎“无解”，因为希腊危机暴露的正是欧元区自身的致命性弱点：欧元区内部长期存在的严重失衡——外围国家经常项目赤字与核心国经常项目盈余，也就是大量储蓄从核心国转移到外围国，造成外围国家借债过度，形成债务积累。

　　上世纪90年代，德法等西欧国家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产报酬率降低，内需不足，这导致大量廉价资本源源不断涌向希腊等南欧国家，欧元区扩张因此持续加速。

　　欧元区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将其生死存亡寄托于一个悖论之上：一方面，欧元区的稳定取决于市场对欧元区之不可逆转的信念；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发生的债务危机又都与之相关。

　　早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前的上世纪60年代，“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就提出，放弃名义汇率后着重用三个替代机制为地区调整提供缓冲，分别是跨地区财政转移、联盟内移民以及应对冲击时有调整能力的劳动力市场。

　　但事实上，成立货币联盟的三个基本条件并不具备，很大程度上，欧元更像是欧洲一体化的早产儿。

　　从欧元诞生之日起，它就被寄予过多期望。既被寄予加速欧洲融合的使命，也被寄予欧洲复兴的希望；既有经济利益的诉求，更有政治的角逐与博弈；既要求货币政策独立性，又要承担债务货币化职责，所以对欧元来讲，这已经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现在，希腊经济失去了造血功能，希腊政府实际上已丧失偿债能力，只能靠外部援助来应付到期债务。目前，希腊对外债务约4200亿欧元，其中70%以上由公共部门持有。救助前提是若达不成谈判协议，或者满足不了欧盟苛刻的援助条件，履行改革承诺，那么希腊就会面临债务违约甚至退出欧元区的选择。

　　从目前情况来看，即便欧盟各国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统一，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依然会存在。如果要素不能自由流动，那么更多的储蓄和资源还是会由富裕国家来掌控，穷国和债务国依然会面临债务融资的困境，还是要靠外部借贷来实现增长。

　　一旦主权债务偿付能力严重影响到银行偿付能力，欧央行可能认定希腊不具备获取紧急流动性援助的前提，如此希腊银行体系流动性将很快枯竭，可能迫使希腊发行本国货币以应对流动性危机(一开始新货币兑欧元的比率可能为1：1，但之后可能快速贬值)，使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

　　对于希腊而言，退出欧元区是最坏的结果，因为一旦退出欧元区，其主权融资将会遭到市场的抛弃，即便是重新启用本国货币，各类资产也将急剧贬值，资本会加速外逃，而以欧元计价的债务，账面价值将大幅飙升，希腊经济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希腊“退欧”势必导致“多输”的局面，希腊“退欧”确代价不菲。根据摩根大通分析报告称，如果希腊离开欧元区，会马上产生约4000亿欧元的损失。不仅如此，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IMF和欧盟手中持有的2400亿欧元希腊国债，德国央行的“泛欧自动实时全额快速结算”支付系统中对希腊的1000多亿欧元敞口，以及欧元区银行约250亿欧元的潜在损失。

　　希腊“退欧”会引起“多米诺效应”，继而引发欧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对金融脆弱的国家产生非常大的外溢冲击，甚至可能危及欧元的生死存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学者表示，若希腊政府决定退出欧元区，将在金融市场引发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更具毁灭性的动荡。

　　因此，面对这个终极问题，希腊在面临性命攸关的选择上并不会孤注一掷，把自己送上不归路，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最终将诉诸于债务谈判，几方妥协也许是当前唯一而无奈的选择，而全球为希腊问题设置必要的“防火墙”才是明智之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