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近年来，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传媒领域不仅承担意识形态功能，而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板块。笔者认为，必须改革传播理论和实务中某些“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做法，加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媒业既要继续担当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角色，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了被转换、被改革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传媒改革在很长时间内被简单理解为“媒体的市场化”，而以美国的传播学行政性研究为代表的理论正好与之匹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有大量的研究聚焦于“传媒经济”，关注如何把传媒产业“做大做强”，却只有较少的研究聚焦于“做大做强为了谁”、“传媒如何促进社会公平”等话题。

　　中国的传媒业是镶嵌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传播的格局是整个国家格局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内部的发展不平衡，经济成分又十分复杂，诸如农民工的媒体使用、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改造、中国在全球信息产业链中的地位，这些课题都是中国独有的，呈现出与西方国家迥异的大众传媒与国家社会发展之关系。因此，应该将这些因素有机结合到传播学的研究中，拓宽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

　　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

　　在西方学界，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谱系的批判理论，同样区别于西方“主流”的政治学或经济学。根据笔者的考察，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进入中国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阶段。

　　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代各种传播理论传入中国的时候，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几乎同时进入了中国。《国际新闻界》1979年第1期就刊载了林珊摘译自赫伯特·席勒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的文章。但是，一方面，当时中国急于嫁接传播学行政性研究的理念以及具体操作方法，传播政治经济学被“结构性地忽略”了；另一方面，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明显。

　　20世纪末，国内学界再次集中关注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传媒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赵月枝、陈卫星、郭镇之等学者先后发表了多篇相关的论文，这是中国社会转型和传媒改革在学术界引发的反应。

　　2008年以来，在西方新一轮经济危机中，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再次遭到强烈质疑，也使得今天的中国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种种幻象再次“去魅”，一批学者多年来的论著成为了不能被忽略的声音。从2015年开始，由赵月枝和吕新雨两位教授策划和主编的“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陆续出版，这个目前超过20本的包含本土作者著作和译著的宏大出版计划，是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著作出版的里程碑。

　　理论的中国化必须打通历史与当下

　　传媒研究的确要关注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但是中国的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和西方国家有哪些不同，中国的传媒经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其背后的语境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考虑，我们就始终只能在传媒经济学的领域打转，而无法进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境界。传播政治经济学要求观察传媒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这样的视角将理论与历史相勾连，反思既有的传播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标签，社会主义旗帜如何传承至关重要。赵月枝认为，“无论是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西方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未能贡献出必要的理论资源以解析当代中国……随着底层大众希望通过抗争重新找回他们阶级权利的独特形式，领导层也试图重构文化领导权，从而赢回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批判传播学”丛书的总序言指出，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发展上，要考虑“如何面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以及“如何实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两个问题。今天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着力推进的工作，是对今天的传媒现实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脉络的接续与重新解读。只有看到20世纪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才能避免把中国的传媒改革轻率地等同于西方传媒的市场化运动，避免割裂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

　　社会主义理论中很重要的一块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党报观念。吕新雨认为，“中国的党报理论在中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中，为无产阶级作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其建立在阶级性之上的公共性是这个国家合法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归根结底，党报理论的变革和再造是和执政党自身的变革息息相关”。例如，当前媒体从业人员一直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非常有必要，但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到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体认，而不是一味地让记者们背诵经典作家的语录和条条框框的教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传媒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选人机制等转化为媒体的主流价值。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但是如何让理论说服普通人，说服媒体人，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为全球传播提供中国经验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思迈斯在访问中国之后，写出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此文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长期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站在今天回望，“自行车之后”提示中国人要考虑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与文化。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思迈斯，预言了当下中国在技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出现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文化)消费主义风行的局面。

　　今天的中国传媒研究存在两套平行的话语体系：谈到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援引出很多经典作家的话语；但是谈到创收和盈利，我们又特别倚重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两套话语其实应该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传媒在意识形态功能上的顺利执行，是其能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而其获得经济收益，又是其能进一步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保证。目前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习惯于“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的叙述，将传媒产业化直接与“资本运作”挂钩，而一旦进入这个链条，必然是将原来的读者、观众转化为“用户”。从早先的“工农兵”，到后来的“读者”再到“受众”和“用户”，传媒的公共服务属性被淡化了，因为“用户”必须是能带来经济价值的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公众。

　　任何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共同体都需要市场，但是当市场本身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力量。正如在美国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洪宇所言，“中国媒介行业的文化体系改革需要寻找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黄金平衡点”。今天的中国如何实现传媒领域的“市场化”与“公共性”的平衡，都不是通过“黄金分割线”的计算可以找到的，这必须来自中国的实践。

　　这种实践可以称为“另一条路径”(Alternative path)，因为它既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也不是苏联等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能否实现这条路径，不仅仅取决于理论家，更在于国家层面和普通民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解决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是要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批判性的工作任重道远。因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可能性”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字眼，因为“可能性”是对主体的一个要求，只有不放弃，才有可能性。中国传媒改革之初，一度认为全世界的传媒都应该是某种样子，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让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传媒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统，用中国的研究成果去对话全球左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些工作任重道远。（作者：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