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经济新常态，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视角来观测、分析和预见了新常态的九大趋势。这一回答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有所下降；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具有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新趋势与新挑战；也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还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动力也发生重要变化，有的不断强化，有的出现衰减。

　　认识新常态，需要判断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从大的历史阶段看，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基本国情。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因此党中央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做出的判断。

　　所谓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所经历的量变到部分质变、积累到跃迁的过程，也显示了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特征，因此，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新常态不同于过去的主要特征和具体特征。

　　中国经济正在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1980年，按汇率法计算，中国人均GDP为220美元，属于极低收入组，在世界188个国家中位居第175位。200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组，在世界207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41位；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组，在215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居120位；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593美元，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排名第96位。并且中国已有8个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0美元(位居世界第88位)。按照这一总体发展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2023年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今后中国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成功地突破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中国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即人类发展指数小于0.700)向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大于0.700)迈进。1980年，中国HDI为0.423，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1990年，上升至0.502，进入中人类发展水平；2010年，上升至0.700以上，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2015年，中国HDI预计将达到0.727，在世界187个国家或地区中居87位。展望“十三五”时期，中国人类发展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也会稳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将更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充分地转化为人类生活需求，人类发展需求也将得到更大满足。到2020年，中国的HDI将进一步提高至0.760，其中人口教育和健康指标对提高人类发展水平贡献更为显著。到那时，中国在世界的排位相当于目前第69位的土耳其。

　　三是中国将从富裕型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向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迈进。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0%和37.7%，到2020年，二者将分别降至30%左右和33%左右(见表1)，达到或接近世界更富裕型消费结构国家。这既反映了居民的食品、服装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占总支出的比例将会不断下降，又反映了居民在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与娱乐领域的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居民生活品质将有进一步改善。由于恩格尔系数指标不受价格水平差异或变动的影响，要比人均收入更能反映中国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质量和水平，因此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仍属高增长

　　中国仍处在经济起飞过程，如果从1978年算起，这一起飞过程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将持续到2030年或更长的时间。在这一经济起飞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阶段，一是1978-2011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9%；二是2012年以后的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年平均增长率在7%以上。实现这一阶段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规模效应。中国GDP的规模越来越大，按汇率法计算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也达到了17万亿美元，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即中国和美国，具有这样的经济规模。体量大了，增长速度自然会递减。美国从2000年跨进10万亿美元之后，经济增长率就再没有超过3%。二是追赶效应，中国与美国的相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也会使追赶速度发生递减。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将面临四个方面的硬约束：能源供给约束；其他主要资源供给约束，包括耕地资源、水资源、重要矿产资源；环境质量约束；二氧化碳排放约束。只有中国经济从10%左右的增长率下降至7%左右的增长率，直接减少了对上述生产要素需求的增长率，此外各类能源消费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弹性系数也会有所下降，进而才能够大大缓解上述四大约束，尤其是第四个约束，既是国内约束，更是国际约束。这在客观上也要求增速递减。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主动调整、主动减速的结果。例如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来看，“十五”“十一五”提出的预期目标分别为7%与7.5%，但实际值比目标值分别高出2.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两个时期始终未能完成结构升级(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3个百分点)等目标。进入“十二五”时期，预期目标调整至7%，2011年年度目标为8%，2012-2014年则降低至7.5%及左右，今年又进一步降低至7%左右。随之，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就从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4年的7.4%，下降了3个百分点。因此，经济增长率的转变是我国政府主动适应新的发展阶段，主动加以调整的结果。我们发现，实际值与预期目标值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以至于接近目标值(见表2)。这其实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宏观调控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因此，“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左右，是适宜的，实际情况可能会在7%以上，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7%以上仍然是世界上高增长类型。

　　新常态下将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从人口结构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人力资源红利(指新增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规模越来越大，全国大专以上人口由2010年的1.19亿人上升至2013年的1.3亿人，超过世界总人口第11位的日本(2014年日本全国总人口为1.27亿人)，到2015年预计突破1.5亿人，也会超过世界总人口排第10位的俄罗斯(2014年俄罗斯全国总人口为1.4亿人)，净增大专以上人口3000万，如果再加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净增超过3000万人，他们全部进入就业队伍，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

　　从增长动力来看，未来将仍然依靠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拉动经济增长。从增长需求来看，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从增长来源看，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增长效率来看，经济体制改革都会有效地改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的配置效率。从增长效益来看，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例如，有效的创造就业本身不仅具有私人收益率，还具有社会收益率，不仅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其他效益。概言之，所谓“中高速增长”就是“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

　　经济结构变迁将发生质的变化

　　首先，从生产结构看，我国将从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其次，从需求结构看，我国将从投资为主、消费为辅转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特别是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率，由于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居世界前列，因此消费将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我国将继续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具有长期性、公共性、互联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开发性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将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再次，从就业结构看，我国将从农村劳动力为主转向城镇劳动力为主，继续提高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发展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就业密集型、技能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本质上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版。因此，需要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既要准确把握、认识新常态，又要顺其自然，适应新常态，更要因势利导，引领新常态。

　　(胡鞍钢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