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金融监管机构重要官员在媒体发表的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言论，其中提到对“三期叠加”的科学判断的问题，提到经济结构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为主”的问题，同时提到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债务率过高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同这位官员的一个看法：因为“三期叠加”的判断科学与否关系到国家未来政策制度的依据问题，所以它特别重要。也正因其重要，我也想就同样的问题谈谈自己不同的看法。

　　关于“三期叠加”，我认为，“换挡”必须有度，必须一挡一挡地“渐次减挡”，否则很容易使车辆在“换挡过程中熄火”。实际上，中国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组合就有很大问题，不仅导致很高的债务率，而且使中国主动性(内生性)增长动力丧失，导致中国经济恶性循环，这才是大问题。“换挡”是正确的，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无论换成几挡，都必须确保经济良性循环，确保经济弹性十足，而非失速。

　　关于“经济转型升级”，这属于经济结构转变的范畴。按照经济规律，它本来是个渐进的过程。因为它需要人才的积累、技术的进步，需要新兴产业的培育，更牵涉“转型去哪儿”的问题。但如果无视现实、不顾条件强扭，一定会导致中国经济的青黄不接——旧的去了、新的没来。这同样会导致经济失速。现在有人主张，我们应当把中国经济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很明显，这是美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中国是否适合？

　　我不认为中国经济可以转向“服务为主的经济模式”，因为我们根本不具备“输出服务的技术条件”。如果中国放弃制造业优势，我们在哪个经济方向上还具备竞争优势？更深刻的问题是：美国的商品购买可以通过制造竞争压低价格，从而在保证服务利润的同时，保持本国终端商品价格的平稳，这实际是“转嫁服务成本”的手段。请问，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要把服务转嫁给谁？在中国服务成本无处转嫁的前提下，最后都将变成老百姓买单，都将变成推动中国物价上升的能量。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适度性”问题，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说说“新常态”问题。中国经济如何面对“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关键是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显然是个需要认真研讨，同时有个明确结论的问题。因为它同样关乎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

　　但很遗憾。学术界并未真正就此展开讨论，更没有应对方略或建议。现在的问题是，它们把“新常态当成筐，乱七八糟往里装”。把许多历史上“错误做法所导致的结果”全部推给“新常态”，好像这是经济规律，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因而不必负责。我认为这很可怕，因为它将导致错误的延续。

　　所以我坚持主张，应当立即对“新常态”加以研究，主要是找出“新常态”中对中国经济具有破坏力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而更重要的是，防止把错误政策导致的经济恶性循环记入“新常态”的账本，并得以延续。

　　总之，“三期叠加”是客观存在，但它在相当程度上是过去错误政策的结果，不能将之归因于“新常态”。现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应当是破解“三期叠加”，而不是依从它，任由它在恶性循环中深化。

　　(作者系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