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在全球经济面临脱轨风险的不确定背景下，聚焦于“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远景”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召开，带给中国、亚洲与世界的，不仅是高端智慧的分享，还有对全球经济复苏与治理变革的策略建议。

　　从李克强总理在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释放的信息来看，中国经济尽管在放缓，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且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经济增长动力依然有巨大的释放空间。致力于经济转型的中国，与亚洲以及广大新兴经济体一道，将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参与主体。换句话说，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既有公共产品治理机制改革的同时，也通过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开发性多边金融体系建设以及推动区域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等，主动嵌入既有国际金融体系并谋求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同时积极引导有关参与主体共同培育新型多边开发性金融体系，以“双轮”模式推动适应21世纪变化的全球治理新格局的早日建成。

　　应该说，博鳌论坛作为沟通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窗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参与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治理能力的不提高，其边际影响也在逐年扩大。而前几天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则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策走势的窗口。中国也通过举办越来越多的高层次论坛，为中外政经领袖、智库学者和市场人士提供全方位了解中国经济的舞台，弥补中国经济政策的对外沟通赤字。

　　正如有评论人士指出的，中国当前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如何转变增长模式，二是如何相对平稳地管控潜在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趋势，三是如何做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接。其实，上述三个方面的挑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在全球经济金融竞争与国际格局变迁中以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确保国际行为空间的有序扩大。笔者早就说过，中国经济转型这部大戏，在全球经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之所以如此，盖因美欧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遵守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其在转型期的经济结构与今日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别，而且中国的要素资源禀赋、人口素质结构、经济发展观念、宏观决策机理以及技术发展层次等与先行工业化国家亦有着很大不同。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无法找到现成的大国参照系。有人常常拿日本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镜鉴中国，其实亦不十分恰当，因为中日之间的国情差距实在太大，况且中国也无法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拥有较为宽裕的国际经济与技术环境。但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前后的发展教训还是值得中国决策者和市场主体深思。它提供了世界观察一个经济高达发达的经济体，如何在迈向国际顶层经济分工的过程中遭遇内外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进而失去了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

　　作为经济规模高达10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若能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则在经济学、全球经济再平衡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史上都将具有极为重要的范式价值。

　　首先，中国经济转型在经济学意义上具有全球性价值。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斯宾塞、菲尔普斯等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纷纷关注或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机理，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全球一流智库亦对此予以高度关注，至于美欧等财经领袖、有关市场人士等，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中国经济转型，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中国“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国际咨询。所有这些，既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新命题，也为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样本，从而丰富了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又有可能由此得出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有可能改变经济学的一般结论。

　　其次，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将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强劲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而且结合新的技术革命以及中国资本业已启动的全球资源配置大潮，将为区域和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红利，进一步的，将为美欧、拉美、南太平洋等提供增量投资贸易。换句话说，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改革推动下，结合正在推进的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以及其他投资贸易便利化举措，中国优质产能将更加便捷的走出去，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购买力又将为贸易伙伴提供新的市场机会。而这些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无疑有利于全球经济迈向复苏与强劲增长。

　　最后，中国经济转型将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的改革动力。众所周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能建立在经济持续失衡、治理机制失衡与缺位的基础之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是典型的全球性公共产品；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则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区域公共产品的角色。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后劲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区域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缺位，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投资需求的不断上升，又使得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假如中国经济转型取得如期成功，则一个充满活力的繁荣中国，无疑将在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体系构建的机制设计与能力建设方面扮演更为积极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