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双林博士就财税问题接受海外网财经采访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体制改革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年两会，财税体制改革这一“重头戏”如何破题备受关注。

　　日前提交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未来五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围绕解决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财税制度。”

　　当前国内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业也出现积极变化，但错综复杂的形势却不容低估。两会期间，海外网财经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林双林，共同探讨财税改革的“突破口”。林双林指出，目前地方承担过多事权，缺乏可用财力，如何完善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关系，让地方享有更多“税权”尤为重要。

　　打响“收官战” 规范现有增值税制度

　　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总基调不变的前提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明了全年财税改革的“当头炮”——营改增。林双林曾表示，“营改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价值不小于1994年的财税改革。”

　　自2012年1月在上海试点“营改增”以来，整体产业链的减税效果持续体现。据测算，目前通过“营改增”已累计减税超过5000亿元。预计在今年“营改增”全面完成后，如果进一步优化增值税税率，整个营改增实现的减税规模将达9000亿元左右。

　　对于建筑、房产、金融、生活服务等四大产业营改增之后的变化，林双林表示，金融保险业将由5%的营业税改征6%的增值税，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税率可能是11%，酒店、餐饮等生活服务业将由5%的营业税改为6%的增值税。未来不动产进项税可以纳入抵扣，减税效果非常明显，投资可以抵扣税收，真正实现鼓励投资的目的。并且促进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便于产业优化分工。

　　林双林同时指出，“要确保营改增在不同行业中税负只减不增，过渡政策就要紧紧跟上，确保每个行业不会因为短期内缺少进项税额抵扣而导致税负上升。要让该减的税减到位，坚决不收过头税。”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营改增落地细则还有不少难点。“试想一下，那些只交营业税的企业改成增值税后，如果增值税税率比之前高的话，企业的税负还会增加。所以，在设计“营改增”试点方案时，我们既要照顾各行业的具体情况，还要把增值税制度规范也考虑进去。”林双林说道。

　　过好“紧日子” 相应调整专项奖补资金

　　当前时期，我国财政收入潜在增长率下降，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趋势却没有改变，这让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财政收入增长减速的直接原因来自于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和工业低迷。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为25年来首次回落至7%以下区间。同期投资增速不及前几年一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低于上年。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创新财政支出方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这意味着各级财政都要有过紧日子的准备，量入为出，绝不能“寅吃卯粮”。

　　对于政府该如何过“紧日子”，林双林表示，首先应该严控“三公”经费增长。其次，行政性开支也要相应减少。“过去我们常提到‘吃饭财政’。意思就是财政收入光够发工资。但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财政经济发展提速，收入也平稳增长，大家渐渐淡忘了这个事。现在税收收入降低，这个问题又重新出现了。”

　　“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虽然拟准备方案是17%的标准税率并不提高，但由于包括道路、厂房等所有不动产可纳入抵扣，实际的税基也就缩小了，造成了减收。”林双林说。“我们应该加强统筹，督促前几年结余资金较多的一些地方加快使用，实现保支出、保重点，才能有效合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此外，他还指出，根据各地去产能任务的情况，可以相应调整在这过程中，对于人员安置方面的专项奖补资金。比如和去产能的规模，安置职工人数，还有当地财政困难程度相挂钩。

　　完善“央地权” 适度加强社会福利支出

　　在林双林看来，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调整势在必行，因为地方政府的日子确实很“难过“。“从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到，今年的财税改革主要任务在于通过财税改革，引导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扎实基础。”

　　“随着营改增覆盖全行业，本就吃紧的地方财政收入又被割去一块肉。再加上地方债发行受限，土地出让金收入降低，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相对于积压的事权来说，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更是巨大。”林双林接着说到。

　　而随着调整央地财政关系的指导意见出台，目前央地间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也将得到扭转。林双林表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存在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也容易产生寻租和腐败。目前来看，中央要趁着增值税改革这个契机，给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权。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份额，让他们有钱做事，把地方企业弄好，办好。”

　　他还认为，还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直接支出比重，减少委托事务，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比如养老、医疗，还有社会福利的支出。“就像美国的联邦政府，70%的支出花在民生上，养老、医疗全部由联邦政府管。我们中央政府应该多做这方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