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金融业步入混业时代，业内对混业监管的关注度也在与日俱增，各路学者纷纷表态。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近日表示，现行的监管理念和体制制约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制约了金融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不太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要求和货币金融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要求，因此，下一轮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应该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审慎监管的架构。

　　在昨天的《财经》年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则称，“一行三会”的简单合并不能解决现有问题，应对金融产品的本质有清晰的认识，并确立央行在金融业中的主导地位。

　　除了上述两位学者，近期还有多位专家对中国的金融监管趋势发表了看法。目前看来，央行牵头金融业“超级监管”成为了主流的意见。

　　“混业监管”成热门话题

　　当前，对于中国金融混业监管的呼声渐高。

　　本月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指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金融监管框架。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被解读为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进一步引发舆论关注。

　　11月9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吹风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提到，要对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具体改革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11月17日，有外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正就合并证监会、保监会与银监会成为单一监管委员会进行讨论。

　　在混业监管频频见诸报端之际，业内人士近期也对这一话题多次发表看法。

　　在近期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全球金融治理的变化与中国金融改革”内部研讨会上，李剑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授权《第一财经日报》整理并发表。李剑阁认为，“一行三会”的体制在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起了很好的整顿作用，但混业经营的趋势越发明显，分业监管体制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李剑阁说，现行的监管理念和体制制约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制约了金融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不太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要求和货币金融国际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要求，因此，下一轮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应该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审慎监管的架构。

　　而吴晓灵也在昨天的《财经》年会上称，分业监管造成监管混乱，“中国股市震荡反映出市场监管机制的缺陷，监管层不能实行统一监管不利于对市场风险监测，处置风险时难以拿出有效的正确措施”。

　　“本轮市场波动再次暴露出我们市场分业监管的问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在点评股市监管时称，目前的监管出了问题，“既有过度监管，也有监管真空，显然与我们目前的这种分业监管模式密切相关”。

　　实际上，中国目前实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的，当时国务院的主要工作就是整顿金融，其基本思路是按照美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形成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模式。根据这一监管思路，属于央行的部分监管职能被分离出去，形成“一行三会”的格局，并延续至今。

　　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分业监管在当下的金融业运行中，一方面导致监管效率低下，应对金融创新和国际化的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存在部门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

　　李剑阁表示，在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三个监管部门在不同程度上都把自己的监管对象当作自己主管的对象，把自己当作产权所有部门，把所有监管对象当作自己的下属部门加以监管，这样就把监管和主管变混淆了。例如，监管部门派官员列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这是在全世界都没有的。因为一旦监管部门列席了董事会会议，其就是内幕信息的知情者，也都是所有可能产生的内幕交易的被审查对象，但是作为监管部门派出的人员，则可能在审查时被豁免，这会产生众多问题。其实，“国家队”在救市之时也存在这一矛盾。

　　吴晓灵更是在发言中直指监管机构存在部门利益的问题。她说：“目前监管机构把自己管的机构、自己管的行业视为自己的地盘，因而对于管辖的机构想做别的业务往往采取鼓励态度，但当别的机构想做自己管辖范围的业务时，就有各种各样的阻挡，所以市场非常痛苦，开展一项业务需要拜访好几个部门，长时间不能决策，这也是大家想把‘一行三会’合并起来的原因。”

　　吴晓灵同时强调，目前的种种矛盾并不是简单合并金融监管机构就能解决的，“我们要在金融产品的本质上达成统一的认识，要突破监管方面的地盘意识，真正实行功能监管。”

　　央行牵头“大监管”呼声高

　　建立金融混业监管，需要一个部门能够总领协调。目前有不少观点认为，由央行来牵头主导是较为妥当的。

　　“(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中央银行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之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变革？就是因为中央银行是最后贷款人，是市场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如果它事先不了解金融机构的情况，如果没有对市场金融信息的全面掌握，难以及时有效地做出决策，会延误时机，会措施不当，因而，在金融业当中确立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不是行政的高低问题，是金融业的功能决定的。”吴晓灵认为，确立央行的主导地位对于金融机构审慎监管大有裨益。

　　吴晓灵表示，为了维护稳定的货币环境，有效传递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应该对存款类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功能，决定了必须以中央银行为主体，构建审慎管理框架，为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要统一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并加强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和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

　　“下一轮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应该建立以央行为核心的审慎监管的架构，构建货币政策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审慎监管相统一的新型监管系统。”李剑阁近日也表示，国际上的趋势也对中国监管机构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现有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不利于形成由一个权威部门统筹制定扩大金融双向开放的战略。例如，当前的“沪港通”等各种各样的互联互通、对外开放机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金融机构来加以协调。

　　与这些观点对应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出现了两大动向：其一，各主要经济体组建了由央行牵头负责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来统一协调各监管机构活动；其二，一部分的监管职能回归到央行，美联储就是一例。

　　李扬也同意，应建立一个有效监管和法制严密的市场，由央行主导监管。他举例称，英国的模式比较适合中国，也就是中央银行发挥主导作用，原因有三：第一，中央银行在信息上是最有优势的；第二，中央银行有处置的手段，因为它有最后贷款人职能；第三，中央银行在组织上和人事上最成熟。由于这些原因，李扬认为牵头协调的责任落在中央银行为好。

　　也有专家认为，业内需要冷静下来，对现有体制做出彻底诊断，才能“对症下药”。

　　世界银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局原首席金融专家王君建议，要想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未来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需要对现有的体制做一次彻底的诊断。2011年，世界银行和IMF在FSAP(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框架下，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做出过评估。然而由于评估对象讳疾忌医，评估结果并未充分反映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真实情况。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对中国金融监管的矛盾和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诊断。

　　“央行在审慎监管框架内的确可以发挥牵头作用，但是要时刻远离那些与宏观大局无涉的微观领域和行为监管活动。”王君表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在硬化预算约束和打破刚性兑付的基础上，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且尽快建立一套处置失败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