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PMI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业内人士认为，下半年经济企稳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保驾护航。鉴于目前金融体系资金错配现象依然存在，资金从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的传导不畅，金融市场“不差钱”和实体经济融资难并存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善，积极财政政策将担负更重要的角色，发力稳增长。

　　盘活存量资金 加快基建投资

　　分析人士认为，盘活存量财政资金、加快基建投资成为当前稳增长的主要抓手。

　　中金公司分析师边泉水表示，上半年财政盈余2312亿元。按全年财政预算计算，下半年财政赤字还有1.95万亿元空间，比去年同期多2700亿元，同时考虑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带来额外资金以及上调财政赤字的可能性，下半年财政政策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日前表示，下半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适当扩大财政赤字。

　　盘活存量财政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根据财政部日前公布的《关于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情况的通报》，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应收回财政存量资金2569亿元。按照相关规定，中央财政应收回119个中央部门及单位财政存量资金131亿元，统筹用于促投资稳增长的急需领域；地方各级政府应收回同级各部门及单位财政存量资金2438亿元，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障民生支出。

　　业内人士分析，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持公共支出力度，预计下半年盘活存量资金将取得进一步进展，公共财政支出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

　　第一创业证券分析师李怀军表示，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明显上升，未来基建投资将加速。根据相关报道，我国拟通过政策性银行定向发行至少1万亿元专项建设债提振经济，这预示未来基建投资增速可能加快。

　　国金证券宏观分析师李治平表示，发行专项金融债有利于缓解广义财政资金缺口。上半年地方财政资金的缺口较大，中央财政预算内基建支出4700余亿元基本用尽。正在推进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虽然缓解了部分利息负担，但存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断崖的困境。对于专项金融债，万亿元金融债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分批发行，预计最快一批有望在9月实施，粗略估算每年量级为3000亿元左右，下半年估计每月量级在200亿—300亿元左右。

　　降税清费 减轻企业负担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界对下半年财政政策寄予了较高期望。

　　李治平认为，最新公布的7月PMI数据显示小企业的情况恶化，整体工业呈现供需共振式收缩，加大减税力度成为当务之急，应发挥税收稳定器与调节器的功能。例如，对扩大雇员的企业所得税予以减税，对于符合未来方向的投资品增值税予以减税等。不论是扩大财政赤字还是发债融资，如果最终仅仅是减轻了财政负担，增加了支出力度，则可能导致工业增长出现脉冲，广大企业仍缺乏活力。

　　对于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各项措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在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上表示，下一步要加大降税清费力度。

　　分析人士称，降税清费、减轻企业负担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营改增、资源税改革等税制改革持续推进，企业负担明显减轻。上半年全国近3000万户小微企业纳税人合计减税近500亿元；营改增减税1100多亿元，改革以来累计减税4848亿元；煤炭资源税费总体减负51.84亿，下降22%。减税降费有利于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也为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打下基础。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继续减轻企业负担，下半年企业减税清费值得期待。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减税降费对稳增长有积极作用，不仅能直接减轻企业负担，更重要的是促进长期经济发展，培育税源。

　　携手货币政策 支持经济企稳

　　市场人士认为，二季度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弱企稳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仍有较大下行压力。经济企稳需要宽松货币政策继续保驾护航，预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均将继续加码，通过PSL(抵押补充贷款)、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放松房地产贷款限制等引导金融系统过剩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李治平表示，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空间，预计将适时推出新举措。同时，考虑到债券供给量加大，可能适时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专家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相互协调，共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杨涛认为，近年来，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人们期望央行能运用单一政策来解决多个甚至具有内在矛盾的目标，但诸多条件决定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其目标和工具都存在内部协调难题。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与GDP的相关性都在弱化，这使得数量型工具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未完成，利率与汇率政策纠缠在一起，价格与数量工具难以联动，也使利率工具效果有限。对货币政策自身来说，应该把重点放在努力创造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从外部政策协调来看，应弱化对于货币政策功能的过高预期，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