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就此崛起，就像曾经的煤城大同、阳泉一样，输出动力煤，为中国这个迅速膨胀的经济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逼近或超越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经济齿轮传导到这里时，已经放大了数倍。我们看到，2000年之后的鄂尔多斯，经济总量隔一两年就翻番。就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有水快流”曾经主导了山西的资源型经济一样，全国市场对能源的饥渴，触动了这座城市的资源开发热潮，自身也以超过30%的速度提升。

　　在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内，这种对动力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从华北到华南，各个地方都在上马工业项目，新建的火电机组功率不断攀升，黑色的煤燃烧成了红色的火，启动了整个经济。

　　在这一时期的鄂尔多斯大大小小煤矿中，不论是国有企业神华，还是不知名的小煤矿，运煤车排成了长队。人们争先恐后交钱，抢夺一个优先装运煤炭的机会，采煤的机械还没有启动，财富已经滚滚而来。那时，常常能见到的场景是：煤老板们几乎天天背着整袋子的钞票去存款。财富制造机器制造了鄂尔多斯第一轮富豪，而这样的富豪，也成为了新的财富发动机，带动了鄂尔多斯相关产业的富豪产生。

　　“鄂尔多斯人均GDP将超香港。”2009年，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连辑一句不经意的话，让鄂尔多斯进入到了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

　　曾任星河湾CEO的梁上燕刚到鄂尔多斯时，遇到一个问题：租不到房子住。那时，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租一套100平方的房子年租金要6000元，在鄂尔多斯要6万元。那时的鄂尔多斯是个财富聚集之地，星河湾豪宅项目在东胜到康巴什的公路边上拔地而起，各种私募基金、各种私人银行、各种奢侈品代理商，云集在小城东胜大街上。

　　巨量财税收入，带来的是鄂尔多斯各级政府官员巨大的豪迈感，亦为康巴什新区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财力支持。一个新城市，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茫茫草原上建立起来，这个城市的主导者们认为，鄂尔多斯的人口集聚还非常不够，在鄂尔多斯区域内，完全可以形成数个百万级的大城市，成为西北区域的中心。由此，十几个大型工业园区相继开工建设，原有的138个乡镇撤并成了48个，鄂尔多斯进入了一个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从蒙西到中国

　　应该说，鄂尔多斯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样的繁荣。在这块土地上，国有经济并不发达，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力有限，屈指可数的几个企业，也都及时进行了民营化改革。在发展机遇骤然来临时，迅速催化出了一批民营能源企业，并成为支撑经济翻番的支柱。

　　在鼎盛时期的鄂尔多斯，这里涌入了无数研究机构，从各种角度解读鄂尔多斯现象。而来自鄂尔多斯自身的提炼是：政府强势主导、企业市场运作、要素集聚优化、经济自主增长。“企业市场运作”，可以说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鄂尔多斯现象。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央企神华集团较早完成了对优质资源的布局，并以此为基础，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煤炭集团。此时，广袤的鄂尔多斯高原，就像一片空白的大地，可以任由民营资本发挥。

　　这一波民营资本的黄金时代，肇始于90年代后期，前伊克昭盟盟委书记云公民提出，让民营企业坐正席，唱主角。鄂尔多斯较早的完成了国有股的战略性退出，并全面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

　　2003年，除了铁路、热电、管道等基础设施产业，鄂尔多斯的本土企业全部民营化，鄂尔多斯集团、伊泰集团、伊东集团、亿利集团成为大型的民营集团，他们被称为开创鄂尔多斯民营经济先河的四大集团。

　　伴随着鄂尔多斯经济的飞跃，四大集团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并且先后突破了原有的产业，成为多元化发展的集团。其后，民营资本全方位出击。东方路桥集团，由公路工程局改制而成。民营的万正集团，则兼并了国营酒厂。一个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群体，迅速崛起，在鄂尔多斯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短短的十年间，四大集团培养了一大批经营人才。这些经营人才获得了必要的积累后，又先后二次创业，掀起新一轮的创业热潮。这些企业家具有熟络的人脉联系，多数企业之间，有着数不清的渊源和亲缘。

　　不过，这些民营企业家群体，却有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质。以资源型经济为主的地区，在经济运行中，政府天然有着巨大的主导权，在资源分配、安全监管等领域，政府官员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使得鄂尔多斯的民营企业，一方面有别于山西和黑龙江等地，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迅速抓住机遇，填补煤炭市场的机遇;另一方面，这些强大的民营企业，因为脱胎于政府管制并依附于强大的政府，仍与政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结。

　　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伴随着鄂尔多斯崛起的整个历程。时至今日，鄂尔多斯众多以能源为主的企业集团，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实力，但其投资的区域，仍聚集在鄂尔多斯区域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