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年初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区的战略构想以来，从中国最高领导层，各部委再到地方区域都有许多行动。从地理分布来看，一带一路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之所。稠密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说明了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同样不稳定的政治，落后的基础设施，也意味着区域整合的艰难。12月21日，盘古智库发布了《丝绸之路大自贸区建设构想》研究报告，这一由年轻学者为主提出的独立智库研究报告，对整个一带一路做了全面战略构画，那么这样一个大自贸区是怎么样的顶层设计，又有哪些具体的改革？南都就此报告专访了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冯维江副研究员。

　　“一带一路”对中国极强的现实意义

　　自由贸易区今年可谓一个热潮，你们的报告既提到了国内要建立自贸区，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大自贸区的概念，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冯维江：自贸园区、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协定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国内不少自贸区实际上指的是保税区之类的自贸园区，划出一片地方，享受优惠政策，一般意义上属于政策洼地。上海推行的自贸区，准确说叫自贸试验区。与自贸园区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好相反。它不是政策洼地，更像是压力测试区。测试我们一旦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所谓“高标准”时，国内政府管理和产业发展能否经受住冲击。自贸协定(FT A )所对应的自贸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微博]的解释，是指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通过签署协定，在世贸组织[微博]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形成的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特定区域。其成立是基于国家之间的协议而非国内法规。我们的报告提出“一带一路”大自贸区，既包括基于国内法规设立的自贸园区部分，也包括基于国家间自贸协定成立的自贸区部分，同时也可以承担先行先试的压力测试任务。其中，自贸区同时涉及国内与国际的协调，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仅就自贸区来说，目前我们已经和很多国家在谈判或已签订自贸协定。梳理这些协定，大概可分三类。第一类，只要对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就和对方签订自贸协议。第二类是和能源以及原材料产地签自贸协议。第三类是对中国经济有较大不对称依赖的国家或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考虑，而是一个综合考虑。FT A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的让利。对哪些国家私人部门让利，以何种形式和程度让利是有选择性的。特别是对大国而言，签订FT A更是一种寻找朋友的政治决断，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要统筹考虑。

　　那么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区域战略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冯维江：“一带一路”战略选择是有现实意义的。一方面，该战略不仅是一个外向型选择，而且还是一个内部调整战略。中国的产业现在面临转型，一些产业看整体是“过剩产业”，但是要细分的话，其中某些领域过剩，另外一些领域则未必。比如钢铁产业，普通建筑钢材可能是过剩的，但是许多特种钢则是产能不足的。所以需要考虑到这种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准确定位哪些是真正的“过剩产能”，再看看“一带一路”上有些国家对这些领域产品有没有需求，通过适销对路的产业溢出来解决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这一点上讲，“一带一路”有解决过剩产能、维护国内就业的功能。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还为我们增加对欧合作提供了平台。中国和欧洲分处“一带一路”的两端，与中间地带相比，拥有相对更好的发展表现，有力量也有道义责任为跨区域大合作作出更多贡献。在此过程中也能够增进中欧双边的信任与合作，降低美欧T T IP谈判将中国在世界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边缘化的风险。

　　历史上“一带一路”长期是文明发达，经济繁荣的地区，但就现实而言，这一区域政治上长期动荡，基础设施落后。要求较高的自由贸易区是否能够在这一地区落地推广？

　　冯维江：这里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一体化思路和欧美一体化思路的差异。就其本质而言，欧美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是一种制度改革导向的发展路径，其假定是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透明度低、经济管制程度高、金融自由化或深化不足，那么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风险就很大，还可能会助长其国内的腐败等问题，所以应该先要求它开展制度改革，实现市场化、自由化等，而援助和投资应当与这些改革绑定，有改革就有援助，不按照要求来，甚至要撤回援助。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发展模式，可能降低了援助者的风险，但是被援助国的风险就非常大。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就不一样。其假定是非常朴素的自下而上的“要想富，先修路”。路一旦通了，本地的劳动力、资源、资金等就能够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接入全球市场，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一旦基层民众享受到了这些好处，观念也会随之逐渐发生变化，上升的欲望就会进一步要求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开放与改革，推动整个国家更好地融入现代世界经济网络。这也是中国自己的基本经验。但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每个国家都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各个国家的权利，也是各个国家的责任，但归根结底还要看各国自己的战略决断。所以，“要求较高”的自贸区要在“一带一路”落地生根，很可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渐进过程，面临的挑战会更多，也需要更多的战略耐心，当然未来的回报也可能更大。

　　对外走出去和内在经济转型同步

　　除了对外经营“一带一路”大自由贸易区和建设欧亚铁路的H大战略，同时也提出了国内的区域产业升级，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协调，会不会有冲突？

　　冯维江：对外合作战略必须要有坚实的国内基础，才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执行。马歇尔计划之所以能顺利实施，很大程度是因为获得了美国国内的支持。美国国内很清楚这一计划能够解决国内富余产能和就业的问题。企业能得到订单，工人能维持甚至增加工作，皆大欢喜。“一带一路”提出后，国内有一些不理解的声音，认为国内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平衡，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大的缺口，为什么不去弥补国内缺口，而是要动用外汇储备去搞海外投资。实际上，外汇储备是人民银行[微博]发行货币从出口部门等取得的，不可能再次用于国内。而资产对外的合理运用，可以带动国内的生产、出口和就业。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这对于国内经济主体在全球配置资源能力的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我们提H大战略、天元战略时，也是希望把对外的自贸区与国内的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的自贸园区互相补充的逻辑理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在详细的规划中，会考虑到国内不同地区和“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特定情况，做到“一地一策”和“一国一策”，实现国内与国外发展策略的贯通，保证“走出去”和经济转型的同步。

　　报告中专门对新疆和长江流域进一步开放，对面向未来和世界的“一带一路”而言，这样两个区域有着怎么样的重要意义？

　　冯维江：我们以前说内陆边疆地区，一般认为其区位开放条件较差，开发也不足。但是实际上，这些地区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大国和小国不同。大国有腹地，小国没有腹地，所以小国是国际“价格”的接受者，是国际风险或者外部冲击的被动接受者。大国因为战略回旋空间足够大，所以可以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乃至影响国际环境。通过“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实施，中国可以把传统的对“稳定”有很高需求的地区，转变为发展导向的地区。通过大量的安全方面的投入来维持“不出事”的局面，并不是真正的安全状态。大量的生产性资源被耗费到安全领域，其效果大致等同于破坏性事件发生造成同等规模的损失。内陆与边疆地区的开发，只有真正把当地生产要素的活力释放出来，使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实现价值，只有把当地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通过好的机制捆绑起来，才能为稳定提供持续的基础，最终实现不需要那么多安全领域的投入，也能够维持和平稳定发展局面的效果。长江经济带穿过中国的中心地带，在围棋上中心即是天元，这是决定成败之争夺的关键点。天元战略就是要以西安、郑州、长沙、武汉、重庆、成都组成一个“天元战略”城市带。这个城市带覆盖了传统的工业聚集区，虽有雄厚的老工业基础，但同时也意味着调整起来相对困难，产业升级的负担较重。现在通过联通内陆沿海的长江经济带和沟通国内外的“一带一路”，有望实现跨区域整合发展，统筹解决单一地区难以解决的问题。

　　和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在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短板又是什么？

　　冯维江：中国的比较优势很多，第一，中国是唯一各种产品门类齐全的国家，不管是普通生活资料，还是大型的基础建设的机械，中国能对产业的合作和发展提供向上走的基本支撑。第二，中国的市场很大，其他国家需要这样的市场。第三，中国是联合国[微博]常任理事国，一贯主张和平、主持公道，也拥有一定的主持公道的软硬实力。和中国合作，可以避免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我们的劣势也很多，目前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国内发展不平衡，等等。我们只有一个对内的发改委，并没有主导对外经济发展事务的机构。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对外贸易、经济外交等等，相关职能和工作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之中，需要有更高的协调机制才能形成合力。

　　提升中国全球领导能力需要战略耐心

　　从整个报告而言，主旨就在推动中国全球具有领导力的经济体，改造短板是一个系统的改革，这方面有什么需要重视的吗？

　　冯维江：要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肯定是一个更为系统的工程。首先国内还是要放松管制，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再者，政府的承诺一定要履行，节制自身行为。产业发展不可能单靠特定的产业政策就能带动，最重要的还是要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提供一个试错的环境。这需要金融系统的改造，我们是银行导向的金融系统，善于平衡跨期风险。但是我们并不能像金融市场导向的金融系统那样分散创新风险，事实上市场百分之九十的创新都会失败，但是成功的那百分之十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以前我们可以大量通过外源创新的激励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特定的政策支持，很快对一个外来技术完成产业化，通过市场规模来支撑起这个产业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必须要更多依靠本土创新的阶段，如何完善改造我们的金融系统，这也是我们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的融资方式的创新，金融制度的改革。

　　从报告中也看到，还有很多国际力量在推动丝绸之路计划，中国自身也有一个系列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产生国际合作中的面条碗现象，各种小机制层出不穷，就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庞大的区域而言，怎么才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机制呢？

　　冯维江：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合作机制的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界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东亚的合作机制究竟是不足还是过剩？当然这其实是硬币的两面，不能说双边和多边的小机制过多，合作机制就过剩了。面条碗效应一般来说都是反映了更大更广阔更深远的合作机制，如果有一个更完整的合作机制，就可以把这些小机制归并到里面去。当然这也是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目前我们在东亚地区可以看到美国推动的T P P，就是想完成这样一个整合。在丝绸之路带上，也有很多类似的想法，比如俄罗斯推动的欧亚联盟，就有着自己的想法。对于中国而言，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意见，积极推动自己的整合措施，这些都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还应该推动各国进行协调谈判，对这些机制做合并同类项的工作，确定一些基本的规则，制定立元规则，未来的各种协议应在这些基本规则约束的框架下制定，这样就能够最终实现规则的趋同，而不是造成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碎片化的规则网。制定元规则，这是真正发挥主导作用之所在。

　　这样的大型区域经济整合，国际上有什么比较好的先例值得中国参考？

　　冯维江：这么大的区域整合，先例很少。欧洲算是比较好的完成了整合，但是其具体的条件非常不同。欧洲一体化是从煤钢共同体发展起来的，这就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模式高度依赖地缘的事实。现在生产已经全球化了，需求也是全球化的，所以煤钢联盟的方式实际已经无法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了。我们目前虽然“一带一路”已经开始动员了，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等已经开始做了，但是我感觉动员的过程才刚起步。我们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前期动员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充分的动员，未来要推动合作的风险会很大。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战略耐心”，就是要把前期的动员做好，与各国的沟通做得更扎实一些，让他们真正了解他们在“一带一路”的位置、利益和风险，最终达成一套可以“自动履约”的协定。

　　目前我们已经推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这些新的区域经济整合措施，我们也看到国际上还有很多旧的区域合作机制，一定程度上，这些旧的机制也是我们推动新的机制的一些阻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冯维江：我想大概有这样几种方式，第一是小的机制合并为大的机制，这一点我们在报告中也反复强调了。第二就是尽量细分市场，在功能上实现互补。从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国家看，基础设施缺口非常大。即使把各种机制的现有资金规模加在一起，仍然无法满足需求。这就需要细分市场，互为补充。第三还是应该借鉴“破产保护”的方式，老的机制效率低下了，应当有平台及程序对其人力资源等重新组合，分流到新的机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