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阶段转换必然涉及落后产能、低效企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高效企业的兴起，但究竟什么产能属于落后产能，哪家企业是低效企业，什么技术、产业和企业更有发展前景，都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直接干预，不论是通过认定什么产能是落后产能而强制淘汰，还是直接认定什么产业是新兴产业而大力扶持，都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

　　●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

　　2008年以来，伴随中国增速回落，国内外学术界及政策研究领域对现阶段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产生了严重分歧，乐观派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20年仍保持5%-6%相对较高的增速，悲观派认为，中国未来10年左右会逐步回归在3%-4%左右的中低增长速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前不久召开的“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发布了其研究成果。课题组认为，经过30余年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正在发生变化，再恢复到以前接近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具备；同时，虽然我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但是我国的潜在增速不会滑落至低速水平，他们预测，在今后大约10-15年，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课题组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高增长，支撑我国经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增长模式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正在告别数量扩张型高增长阶段，进入质量提升型中高增长阶段，经济不再具有过去那样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潜力。

　　张军扩同时认为，现阶段我们面临的增速回落，是高速增长之后后发优势相对弱化、相对减小背景下经济增长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减速。“尽管经过多年的追赶型高速增长，我国的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与前沿国家的差距显著缩小，但差距仍然明显存在，比较优势并没有消失，变化的只是比较优势的性质和程度。”

　　张军扩进一步指出，从总体发展水平来讲，目前我国人均G D P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从技术水平来讲，我国创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大约落后30年，但与相同增长阶段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的历史阶段相比，我们基本相当，部分领域还有超越。从要素成本来看，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大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竞争优势显著。“比如，据测算，如果按照现价美元计算，201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14%，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仅相当于美国的20%-30%。”

　　从需求方面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需求空间有所缩小，但与前沿发达国家相比，需求空间仍然要大得多。因此，我国后发优势并没有终结。

　　“我们认为，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我国是大国，国内市场规模潜力巨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有利于需求的渐次释放；其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之时，每年毕业600万—700万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制造业优势明显，有利于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换；最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如果改革能够取得进展，就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改革红利；等等。基于这些独特优势，我们认为在今后大约10年—1 5年 的 时 期 里 ， 我 国 具 有 争 取 实 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张军扩对中国的优势一一做了比较。

　　增长阶段转换面临多重挑战和风险

　　认识到中国仍然具有中长期中高速增长潜力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地认识到，由后发优势所决定的潜在增速只是就中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言，并不等于现实的增速，增长阶段转换面临多重挑战与风险。

　　张军扩指出，第一个挑战是能否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挑战是能否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创新投融资体制，释放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改革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能否真正构建起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增长阶段转变从根本上来讲要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的通过创新驱动发展的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潜力的发挥。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动力难以形成，增长阶段转换也难以平稳实现。

　　国际经验说明，追赶进程中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不仅充满各种挑战，也充满各种风险。

　　一是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而在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

　　二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凸显。当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且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

　　三是落入增长陷阱的风险。成功实现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关键，是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培育起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动力，从而保障经济能够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加大转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化解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

　　最后，潜在增速是就一定时期的平均增长潜力而言的，不能将其理解为在这个时期的每一年都能够实现或都应当争取这样的增速。现实当中的增长会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变化，这都是十分正常的。因此，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应立足于实现中长期健康发展，在促进阶段转换和结构转型的基础上，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而不是过于注重每年都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要实现增长阶段转换唯有深化改革

　　张军扩强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障增长阶段平稳转换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形势基本稳定、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尽快构筑起有利于增长阶段转换和新增长模式形成的体制基础，核心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

　　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首先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一是要减少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直接干预。增长阶段转换必然涉及落后产能、低效企业的退出和新兴产业、高效企业的兴起，但究竟什么产能属于落后产能，哪家企业是低效企业，什么技术、产业和企业更有发展前景，都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检验。政府直接干预，不论是通过认定什么产能是落后产能而强制淘汰，还是直接认定什么产业是新兴产业而大力扶持，都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市场效率，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

　　二是要减少对产业优化升级方式方法的直接干预。落后产能、低效企业以什么方式退出，是破产清算还是被兼并重组，以什么方式实现兼并重组，由谁兼并谁，重组谁，等等；也是十分复杂的市场选择过程。由政府部门主导的结构调整，不论是采取直接的行政关闭，还是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都容易掺杂进诸多非经济因素，不仅很难取得较好的重组效果，还会产生腐败、社会稳定等遗留问题。

　　三要减少对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干预。这方面突出的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常常对本地企业在环境、质量、安全、税收等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网开一面，而对其他非本地企业则执法较严，从而形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再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大量的优惠政策或补贴吸引投资，或对面临困境的本地企业实施救助，造成不公平竞争。”

　　张军扩表示，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的同时，要把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有利环境上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一是要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实际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为民间资本开辟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二是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三是要认真清理针对企业的收费、检查等活动及事项，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和宽松的环境。

　　第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一是要进一步研究改进政府资金支持科技研发的途径和方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三是要从国家技术标准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路线的产业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更加严格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众利益。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既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处罚规定，同时，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形成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第四，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企业退出而下岗、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为下岗职工的转岗就业提供帮助。三是要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处理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问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兼并重组创造条件。同时，要针对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问题，通过制定预案和建立机制，切实防范局部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