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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

  • 发布时间:2015-01-05 00:31:56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王斌

  “新常态”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新常态之前,全球曾经历过一个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这是人们难以忘怀的一段少有的繁荣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长达20余年间,虽然也曾多次爆发过强度不等的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在拉美,1997年在亚洲,1998年在俄罗斯,2001年在美国),同时也在美国发生过上世纪90年代末的房地产市场下泻和新世纪初曙的IT泡沫破裂,但总体上看,那段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少有的“好时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是大稳定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革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综合产物。

  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关节点。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过程。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

  新常态带来了新挑战,它不仅暴露出国民经济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而且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概言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陷入“投资/增长/过剩”悖论。我们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恰又正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

  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偿付能力短绌和流动性不足两大难题。应对债务问题,短期目标主要是防止债务形势恶化,长期目标则是建立合理、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三是城镇化转型。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

  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短期对策,应致力于清理多如牛毛的房地产规制,择其不当者和自相矛盾者而弃之,还市场以本来面目;长期对策则应加快进行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特别解决好居民“居者有其屋”战略中的租售比问题、住房与土地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开发主体问题、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房地产金融体系问题、支持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问题等等。

  五是金融乱象丛生。我国货币量增而利率价升的情况同时出现,实属乱象。治理金融乱象必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主要目标有三:一是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以求彻底摆脱外汇储备绑架我国货币政策的困局;二是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根除监管套利的基础并尽可能覆盖层出不穷的综合性金融业务;三是摈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新常态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摆脱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放眼全球,我们已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那些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国梦的成熟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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