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概念。

　　新常态之前，全球曾经历过一个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作“大稳定”的旧常态阶段。这是人们难以忘怀的一段少有的繁荣时期。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长达20余年间，虽然也曾多次爆发过强度不等的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在拉美，1997年在亚洲，1998年在俄罗斯，2001年在美国)，同时也在美国发生过上世纪90年代末的房地产市场下泻和新世纪初曙的IT泡沫破裂，但总体上看，那段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经历了少有的“好时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同时，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明显弱化，是大稳定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大稳定”是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体制机制变革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综合产物。

　　2007年是“大稳定”转为大危机的关节点。从“大稳定”转换为大危机，进而进入以长期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常态，其实只是被“大稳定”繁荣掩盖下的各种矛盾产生、累积、深化、蔓延和爆发的过程。随着以大稳定为主要特征的旧常态的结束，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深度调整与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国，概莫能外。

　　新常态带来了新挑战，它不仅暴露出国民经济中长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而且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概言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陷入“投资/增长/过剩”悖论。我们的增长高度依赖投资，而投资恰又正是造成产能过剩的渊薮。新常态下经济平稳增长的关键，是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完善投资机制，处理好投什么、如何投和谁来投的问题。

　　二是杠杆率飙升。杠杆率上升是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风险。中国地方债务存在偿付能力短绌和流动性不足两大难题。应对债务问题，短期目标主要是防止债务形势恶化，长期目标则是建立合理、可持续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

　　三是城镇化转型。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必须改变立足于“城里人”来规划城镇化的偏颇，必须扭转“开发区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失去市场”的弊端，必须确立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立场，必须高度重视产业积聚、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等对长期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供给面因素的耦合，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最终目标。

　　四是房地产市场形势逆转。此次房地产市场下滑的触发因素不是来自政策面，而是来自城镇住房市场内在供求格局的深刻变化。短期对策，应致力于清理多如牛毛的房地产规制，择其不当者和自相矛盾者而弃之，还市场以本来面目；长期对策则应加快进行房地产市场的“顶层设计”，特别解决好居民“居者有其屋”战略中的租售比问题、住房与土地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关系问题、房地产市场开发主体问题、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房地产金融体系问题、支持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问题等等。

　　五是金融乱象丛生。我国货币量增而利率价升的情况同时出现，实属乱象。治理金融乱象必须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主要目标有三：一是改革现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以求彻底摆脱外汇储备绑架我国货币政策的困局；二是改革多部门分业监管模式，根除监管套利的基础并尽可能覆盖层出不穷的综合性金融业务；三是摈弃繁复且多已过时的“政策约束”，还市场以本来面目。

　　新常态孕育着革命性转变，在全球范围内，新常态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调整、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新常态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走过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将从根本上摆脱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方式，走上追求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放眼全球，我们已进入一个“改革竞争期”，那些对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及其多样化内容认识得最深刻、策略最完备、决心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家，将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依法治国的决定，正是这样一个率领中国人民进行新一轮改革、实现中国梦的成熟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