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更乐于见到中国适度的经济放缓，对长远更有利。如果人工维持高速增长，反而容易诱发经济危机。”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成都参加第九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简称欧洽会)时说。

　　这两天，托本·布斯克坐着车穿过成都的大街小巷，车窗外川流不息的汽车让他感到有点晕眩。“中国人喜欢开大轿车。”这个满头银发的丹麦老头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布斯克是霍森斯市贸促会的CEO，在他的家乡霍森斯市，自行车是人们出行最喜爱的交通工具。

　　“大的私家车排放了更多尾气，制造更多污染。”布斯克说，在丹麦，购买汽车的税费很高，逼得大家只能更多去买经济型的、小的汽车。如果开电动汽车还可以使用风电站生产的多余的(无法上载电网)风能。当然，自行车才是真正的宠儿。丹麦500多万人口，自行车保有量是400多万辆。

　　问题是，丹麦的蓝天一直这么蓝，水这么绿吗？“以前，人们把污水直接排到河里。”布斯克说，在他所经历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空气是污染的，还有水和土壤。“历史是重复上演的。”他说。

　　中国环境问题，世界都在看，商人们眼里看到的是机会。在成都举办的第九届欧洽会上，欧洲各国代表团几乎无一例外都打出了“环保”牌，从德国、西班牙到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从生物能源、太阳能、风能到地表能量转化。

　　去年成都和霍森斯市缔结为友好城市，今年中丹新能源环保研发应用中心已经在成都开门了。布斯克这次雄心勃勃地带来了废水处理技术项目。他骄傲地说：“现在，在丹麦，如果你夏天感到炎热，可以随便跳进任何一条河里冲凉。”

　　“中国GDP增速放缓到7.5%，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不高，在欧洲看来，增长率还是令人羡慕的。”欧盟委员会企业与工业总司副总司长安提·佩尔托马奇说，以往中国经济发展靠国家投资带动的模式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而中国已经意识到这点，创新、市场配置资源和服务拉动是新一轮增长三个关键词。

　　中国欧盟商会曾经在企业中做过一个民意调查，里面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进入中国市场，会给企业造成多少损失？最后综合估算的结果是230亿欧元。

　　“尽管这个数字和中欧每天10亿欧元的贸易额比，不算很大，但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伍德克说，“即便增速在6%—7%区间，经济体也是在增长，这就是欧洲企业信心所在。而中国需要环保，这正是欧洲企业的强项。”

　　在《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环保工作组一章记述：2013年，中国经历了50多年来，空气污染最严重的一年，这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据估计，中国2013年至2017年空气治理成本要达到17500亿元。

　　而世界上没有地方能比欧盟地区环保政策更严厉了，架在经济头上是一个“减”字：2020年，减少20%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0%能耗，可再生能源使用要达到20%。这倒逼了绿色技术和环保产业的发展。

　　如今，新一批欧洲商人正站在中国的门前，想要敲开这扇大门。他们不再是当年把服装厂、零件加工厂、组装厂和污染一起转移到中国来的那一代人，他们卖“绿色”。

　　“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他们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问题很多，我们的方案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打算向中小城市发展。”德国企业Nikolov UG的经理斯特费·托莫娃-尼克洛瓦说。

　　这是一个只有七个人的小企业，做生态工业园，绿色房屋的设计。托莫娃-尼克洛瓦推崇老子“防微杜渐”的理念。“一切要在处于萌芽和初始阶段就介入，不要等到无法挽回才想起来。”她说。

　　不过，她并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向中国推广自己，她希望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所以来成都探路。“我们提供的技术和理念并不昂贵，但是可以提供解决方案，让人们居住的更加舒适绿色。我们还想把绿色建筑设计理念提供给工业园区的建设，并提议在周边设计居住区，这样人们就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工作，避免了高峰运动的状况。”托莫娃-尼克洛瓦说。

　　来自匈牙利的鄂恩·贝拉·托泽博士经营着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他看上去是一个和蔼、高大的老绅士，尽管英语不是很通，但他还是努力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技术是通过对在生物技术生产(如生物肥料、保健食品)或能源开发中产生的废弃污染物进行转化，实现零碳排放。他认为这项技术非常有经济前景，而且也非常符合中国当前的需求。

　　和这两个初来中国的商人比，高克博士已经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名片也印上了中文。“德国已经没有露天的工业废渣池了，这是不允许的，而我了解到中国还有很多，所以我就来中国，想推广废渣、废弃的处理以及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的利用。”

　　高克第一次来中国是四年前，这是他第三次来，更深入腹地，他觉得中国市场环境跟以前比舒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