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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致农村人才流失超八成 职业农民培养挑战大

  • 发布时间:2015-05-10 08:48:21  来源:新华网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王斌

  农民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差别在于,前者刀耕火种,是农夫;后者拥有农业技术专长、懂管理、会经营,是复合型人才。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不能走过去农技推广培训的老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培育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在全国各地自愿申请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100个试点县(市、区)。但是,迄今为止,只有湖南、安徽、陕西等部分省市出台《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见》。

  目前,职业农民培养普遍采取的措施:一是采取“职业院校+若干基地”的培训模式,进行“理论+实践操作”的培训;二是强化农业职业技能鉴定;三是建立职业农民人才成长机制。对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取得职业农民证书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三年以上,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为大学生村官;四是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这些措施具体实施中,由于缺乏针对性和吸引力,花钱费力难讨好。

  当前,培育职业农民的最大矛盾是,客观上,18亿亩耕地上容不下5亿左右的劳动力;主观上,农村发展又需要留下文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农民。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人才更容易被城市吸引走。职业农民培养挑战巨大。

  涉农专业学生不愿从农

  一是学校相关专业萎缩严重。某省之前的农技校悉数并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后,只有一所职业技术学院保留农业技术系,开设食品工艺与检测、园林工程技术、畜牧兽医、生物技术与应用、饲料与动物营养专业。实际上,是挂着农业技术系的牌子,走畜禽养殖、食品加工、园林工程的捷径。其他保留涉农专业的职业技术院校,也只保留了农产品质量检测这一个专业。

  县市职业技术中学,都没有开设涉农专业。县市组织的农民工短期培训,也不涉及农业技术。这个省内有名的“211”农业大学,涉农专业只占三分之一。涉及品种改良、土壤肥学、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又不足涉农专业的三分之一。全国其他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设置情况,与某省近似。

  二是体制变革切断回归之路。2005年,乡镇农技服务中心由事业单位变身群团组织,乡镇农技人员的身份从事业编制变成社会人。这一变革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切断了涉农专业毕业生回归农业之路。2007年后,随着“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吸引了部分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农业院校毕业生。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些大学生大部分既不愿意当“农夫”,也不愿意留农村。在传统农民眼里,他们干不了抛粮下种、日晒雨淋、又脏又臭的活;在农技专家眼里,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水平,够不了农业技术研究、推广的“格”;在不少村干部眼里,他们是暂时无去处的“多余人”。

  三是就业误解仍然没有消除。许多就读农科专业的学生不是自愿的,而是因为高考分数或者是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不得已进入农科院校。因此,本质上存在轻农思想。比如,某省农业大学涉农专业5年来毕业的学生,返回农村从事种植、养殖的,不足3%。职业技术学院和中职学校基本为零。许多大学毕业生宁可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回乡务农。

  懂农业的干部越来越少

  一是基层农业管理人员流失。包产到户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在遍尝强行种植、养殖的苦头之后,开始“二个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种啥、养啥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采不采用新品种、新技术不要各级党委政府管。大部分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因此名存实亡,许多乡镇农技站专业技术人员转岗、跳槽。调查的200个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已无专业技术人员。

  二是部门缩编。在某省,以工业为主的县市农业部门科、所、站已经取消,尽管仍有三四十人,但90%左右的已经抽调到发改、招商等部门和工业园区。农业县尽管编制门类比较齐全,但90%左右不再从事与农业技术推广应用有关的工作。1998年以前某省农业大学、农技校包分配的毕业生,目前仍在县市农业部门的,不足1%。以某县为例,过去该县农业局、农机局、水利局、林业局和畜牧局共下设36个涉农部门,在编1592人。如今,只余农业局、水务局、林业局3个部门,在编一百余人。

  三是职能转变。县市农业部门,虽然仍有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职责,但是,主要忙的是贯彻执行有关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作用非常尴尬,一是高度上不去。提的意见建议引不起各方关注,无法进入决策流程,空耗行政资源;二是身子扑不下去。农民已经很少直接接触到他们,他们已经成了农民眼里多余的机构、多余的人。

  农村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一是乡村干部流失。乡村干部是农村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要素,一个优秀基层干部可以带动一个村甚至一个乡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空间、收益等原因,乡镇、村社优秀干部流失严重,许多干部刚成长起来,就调走了。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村民自治根本无法进行,村级行政组织作用不能有效发挥,又引起农民思想涣散,对农村发展失去信心。体制的不合理,使人才流失,而人才流失,又加剧了体制僵化。

  二是外出务工流失。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向往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很多青壮年农民集体外出,多则三五年,少则一年,有的农户甚至放弃土地全家外出打工。青少年辍学人数也大大增加,而高校扩招又引导农家子弟大规模涌向东部、中部和西部发达城市高校。这个阶段,农村人才流失高达80%以上。特别是青壮年流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致命内伤。

  三是农村人才流失。在农民年人均纯收入长期不敌一个月打工收入的情况下,农村人才被城市、优势产业、强势部门大面积掠夺,农村成为城市的人才输出地,而农村发展所需的人才却不能得到补充。发达城市挖落后城市人才,县城挖乡镇人才,乡镇挖村级人才。以某省某县某乡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考入大学、中专的1000多名学生,无一返乡。高中毕业返乡者,97%左右外出打工、经商。留在农村的,要么成为乡镇干部,要么以非农为生。而且,越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乡村,人才流失越严重。

  破解之道

  从现代农业、尤其是“工厂化”农业的需求看,是广泛应用技术经济性能优良的农业机器体系,是建设完整的高质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是在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应用科学技术,是农业生产高度社会化、专门化。

  满足如此需求的农民,不是县市职教中心能够培养出来的,必须通过大学、研究机构来培养。所以,必须调整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思路,才能多、快、好、省地培养出需要的、有用的、安心的、尽职的新型职业农民。

  思路一,人财物向“三农”人才培养倾斜。

  纵向层面,建立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区域中心、农业科技试验站为基础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仰仗目前的重点农业大学和71个农业科技园区,即可。无需再扩大规模。

  横向层面,重视农业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专业协会、农户及相关涉农机构的有机衔接和相互促进,让科研人员与农民形成良好互动。“专家+协会+农户”的模式,可全面推行。

  法治层面,应出台一系列关于农业科研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定农业科研的运行机制与经费投入等,使农业科研事业发展有法可依。目前,农业科研经费严重不足与部分被套取并存,使得农业技术创新严重不足。

  思路二,培养职业农民重在质而非量。

  把7亿以上的农村人口都培养成为职业农民,既没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这个必要。再退一步,把2亿农民培养成新型职业农民,没有这个需要,更没有这个必要。特别是现代农业,既是立体农业,又是工厂农业,重点放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因此,培养职业农民,也要以此为重心,从“量”的保证上升到“质”的要求。

  思路三,办好农村学校。

  居住分散,始终是农村的一大特点。集中居住,在丘区、山区很难形成规模。一方面,包产到户初期,许多新型农业技术、品种是通过乡村学校的外来教师带进去的。近年来返乡种地的农民工,多数也得益于当年的乡村教育。这就要求办好乡村学校,让乡村布满琅琅书声。

  现在,重点学校、优质师资主要集中在城市。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未来4亿以上的人长期居住在乡镇以下这是国情决定的。教育质量的巩固和提高,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又靠继续教育。没有学校的影响和带动,农村教育就不可能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办好农村学校,才能抓住农业现代化的大头。□

  吴景双,四川乐山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记者 吴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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