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1978年以前一段时期，我们实行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那时，虽然我国取得一些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整体效率还不是很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1978以后，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开创是从结构转型开始的。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市场经济的出现，逐渐打破了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实行转型，这种转型，首要体现在市场力量在增长。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因为市场力量的生长，会不断增强人们的主体、独立、自主、平等、民主和参与意识，进而会使人们的各种诉求觉醒和增强。目前，人民的民主、参与程度的增强，就是人民主体力量增强的具体体现。随着市场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的不断增强，便内在要求政府转变传统职能，由管制型政府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且仍具有主导作用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样，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如下变化：即形成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注重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而且注重这三种力量之间的协调并形成合力。只有协调并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才能真正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对优势和影响力。实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所以取得一些巨大成就，就与这三种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关。党政主导力量，使我国能集中资源和力量办成了许多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大事”，大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如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发展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铁，航空航天事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市场力量，把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解放和发展了经济生产力。人民主体力量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广大基层劳动人民群众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奉献(如廉价劳动力成本的“红利”和牺牲精神)，而且也体现在他们是城市、农村及各行各业的具体建设者。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不会有当今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因如此，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首要就是正确处理党、国家、市场、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正确发挥及其一定程度上的协调并形成合力有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却与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未得到充分正确发挥及其不协调且未完全形成合力有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的某些人相互勾结，既侵蚀了党政权力，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又侵蚀、扭曲了市场机制，还损害了一些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一定意义上存在着资本占有劳动的现象，挫伤了一些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一些党政干部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导致一些群众对某些党政领导干部不满，甚至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要必须从这“三种力量”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激发这三种力量的正能量及其活力，并使其协调发展且形成合力。

　　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是中国成为强国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三大根本支柱，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并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三大根本支柱，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并形成一种新型文明的基石、核心。建构起这种话语体系及其新型文明，就与美国的资本文明和欧洲的公民社会文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也是我们充满自信的根本所在。由此，要围绕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就必须集中围绕党政主导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的协调且形成合力而展开。

　　正因如此，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不能动摇。由此，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在他看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吏，治吏必先治权，治权必须全面从严)；还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意味着习近平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及其哲学精髓，由此也成为他治国理政的一条根本经验。